时振声（1930—1998），男，汉族，江苏省镇江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中医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副主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中医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中医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老年病肾虚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中医学会理事及内科专业学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编委、《北京中医》编委、《中医研究》编委、《仲景学术与临床》杂志编委。香港中国针灸协会名誉顾问、河北中西医结合学院顾问、名誉教授、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教授、九提山学院中医系名誉教授、天津中医学院客座教授、海军总医院中西医综合治疗中心顾问、国家教委老干部保健顾问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中文名：时振声

民族：汉族

籍贯：江苏省镇江市

出生日期：1930年

逝世日期：1998年

职业：医生

政治面貌：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幼承家训，1949年随其父(著名老中医时逸人先生)侍诊，并就读于前中央国医馆附设中国医学专修科〈后改为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1951年毕业，1952年在南京考试合格后取得了中医师资格，遂正式行医。1953年又赴山东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学习西医5 年，毕业后留该院附属医院内科工作。1959年由中央卫生部调至中医研究院从事中医的临床医疗、科研、教学工作。先后在西苑医院传染病组、消化组、肾病组从事临床科研工作。

他从医四十余年,著述颇丰，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著有《伤寒论串解》、《外感热病证治要义》、《肾炎的中医证治要义》 、《时门医述》、《中医诊断和辨治纲要》(日文版)、《时氏肾脏病学》等书，并参与编著了《实用中医内科学》、《现代中医内科学》、《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中医疾病鉴别诊断学》、《实用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学》等大型中医学术著作。主审了《中医肾脏病学》等专科著作。他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儿科等，尤对热病、脾胃病及肾病更见专长。特别是由他领导组建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临床研究室以西苑医院内肾科为临床科研基地，是国内最早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研究的单位之一。三十多年来，始终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治疗肾脏病的优势，并努力汲取现代科技最新科研成果，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不断探索和总结，已形成了一整套辨证论治体系，对中医肾脏病研究事业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研究室已成为全国少数几个中医肾脏病研究最有影响的单位之一，也是卫生部有关肾脏病研究的临床药理基地。他曾先后赴墨西哥、比利时、荷兰、日本、泰国、德国、香港、台湾、澳门等地进行讲学及医疗活动，受到各国朋友的欢迎。

他在学术方面颇多建树，在临床医疗方面精益求精。他幼学中医，复学西医，并长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内科研究工作，特别是对传染病和肾病进行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提高临床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在传染病研究方面，从理论上对中医的伤寒和温病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伤寒论》六经辨证首先提出阴阳消长的观点，以阴阳消长说明急性热病的发展和变化，合理地解释了被认为是千古疑案、难以探索的《伤寒论》厥阴病问题，认为厥阴病是阴和阳都衰微到极点而出现的热厥及其转化的寒厥，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感染性休克。并根据热厥的治疗原则，用以治疗中毒性菌痢昏迷者，及时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取得了良好疗效。

又如在肾病研究方面，他主要在慢性肾小球肾炎和慢性肾衰的中医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深入研究，目的是将中医的经验运用到现代医学的疾病研究上，使之产生新的理论来指导临床实践并提高疗效。

他曾十余次参加全国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肾病学术讨论会，交流慢性肾炎、慢性肾衰的治疗经验。为了提高中医对本病的认识，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以正虚为主，邪实作为兼夹处理的辨证分型方案，被采纳为全国统一的辨证方案和疗效判断标准，经实践证实比较符合临床实际。他还首先提出在辨证中要重视气阴两虚证，有助于提高疗效。这些均已得到同道们的认可与赞扬。

他曾主持承担多项科研课题，由他主持了国家“七·五”攻关项目“慢性肾炎肾虚证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并在实践中发现气阴双补方有保护和恢复肾功能的作用，促使蛋白尿减轻或消失；滋肾化瘀方有治疗和消除肾炎血尿的作用。其研制的“保肾冲剂”、“滋肾止血片”、“肾炎Ⅱ号冲剂”、“肾衰胶囊”、“益肾祛浊口服液”等系列新药对于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均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在学术研究方面，由于他深入实践，善于思索，对问题的探求总是细致入微，反复比较，深得其中要领。所提出的看法，不落俗套，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其理论。例如，对于外感热病，历来主张寒温汇通，认为两者的对象是一致的，都是急性传染性或感染性疾病，只不过初起时所表现的证侯有偏寒、偏热之不同而已，以后的转归和经过大致相同。由于古人未能明确地分辨各种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不同经过，故认为开始为太阳病阶段，以后有的是太阳传至阳明，有的是太阳传至少阳，有的是太阳直接传至太阴或少阴或厥阴。虽然所用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故他有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同一性之论。

他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尤应重视证的动态变化，这是他的又一学术思想。他认为不论传染病或感染性疾病及内科杂病的治疗都应采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方法，每种病都有其特殊性，而证是一般性的，根据病的发展规律，证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因此辨证论治只有重视证的动态变化，才能体现治疗个体化的特点，体现中医论治的优势。如在诊治慢性肾炎中认为该病的病程虽然很长，但也同样有证型的转化，脾肾气虚或肝肾阴虚都可以转化为气阴两虚，并于1980年首先提出这一证型的机理和证治，尔后愈来愈多地得到了同道们的一致公认。

在慢性病的治疗中，时振声强调要把握正邪关系，特别是正虚邪实比较明显的疾病。如慢性肾衰，在病情稳定时应以扶正为主，但也要兼顾邪实；在邪实突出时，则当以祛邪为首务。慢性肾衰的邪实，在多数情况下，属于可逆性的加剧因素，如感染、心衰、血容量不足、电解质紊乱等，控制这些因素，常可以使病情转危为安，趋于稳定。

他还强调治疗急性病要防其转变。其含义有二：一是早期治疗，免生变证；二是预护其虚。这在急性热病的治疗中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控制感染，预防合并症，促使早日恢复健康。在治疗慢性病中，由于五脏相关，“虚邪之至，害必归阴，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故强调慢性病宜从肾论治，可以获得较好疗效。如所治一氧化碳中毒性脑病、运动神经原疾病，常以补肾活血而获愈；所治老年慢性哮喘性支气管炎，常以补肾纳气而取效；所治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肠功能紊乱经久不愈者，常以补肾固涩而取效；所治老年前列腺肥大，常以补肾通利而奏效；所治慢性肾炎则更多采用补肾法 ( 温肾利水、温肾健脾、滋肾清利、滋肾平肝、滋肾益气、滋肾清热等等 ) 均取得了明显效果。

他不仅以其独到的学术建树享誉中医界，而且以其高尚的人格受人拥戴。尤其在治学方面言传身教，孜孜不倦，异常严谨，曾先后培养了全国中医肾病骨干数百人，进修生二百余人，并常在全国各地进行讲学及医疗活动，为解决中医后继乏人，培养中医人才，特别是中医肾病方面的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讲学中，对于学术上的问题，他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理服人，从不沽名钓誉。同时他也不抱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常用自己的临床实践进行验证，在验证的基础上， 不断充实和发挥。

在教诲学生方面，他总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他经常谆谆告诫学生既要掌握中医知识，也要掌握必要的西医知识，还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在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更好地挖掘、系统地整理中医理论，并运用现代的实验手段和方法在实践中验证和发展理论，在理论指导下去进行再实践。这样既可使理论不致空泛，又使实践不致盲目。时振声教授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教书育人，先后培养内科肾病专业博士研究生14名，硕士研究生14名，留学生数十名 。已毕业的研究生均成为全国中医界的技术骨干，其中有不少人还承担了国家、部局级有关肾病研究课题组长的重任。

由于他具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精湛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故国内外求医者总是络绎不绝。对病人他都热情接待，认真治疗，他还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保健任务。对求医问药的信件，每一封信都亲自动笔复函，从不敷衍或让别人代劳。他这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