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清末政治家、宗室，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奕訢自幼与咸丰帝奕詝一同成长，深受道光帝宠爱。道光帝死后，根据其遗诏被封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年）到咸丰五年（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时废时起。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以全权钦差大臣留守北京，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与之签订《北京条约》。次年（1861年），咸丰帝驾崩，奕訢与两宫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政权，授议政王，确立了两宫垂帘听政、亲王辅政的体制。此后直至光绪十年（1884年），长期为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大部分时间身处权力中心。后逐渐倦怠政事，终在“甲申易枢”中被罢黜。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获起用，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善后。此后至去世前，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但暮气已深，无甚作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奕訢逝世，享年六十七岁。谥号为“忠”，后世称“恭忠亲王”。有《萃锦吟》《乐道堂诗钞》等传世。

奕訢是洋务运动期间清廷中枢的首脑人物，因精通洋务，被称为“鬼子六”。他建议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机构的萌生。西人称之为“（清）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概述内图片来源：1860年北京谈判时的奕訢，菲利斯·比托摄）

本名：爱新觉罗·奕䜣

别名：六爷、恭忠亲王、恭邸、鬼子六、PrinceGong或PrinceKung

号：乐道堂主人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满族

出生地：北京

出生日期：1833年1月11日(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逝世日期：1898年5月29日(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十)

主要作品：《赓献集》《岵屺怀音》《乐道堂古近体诗》《萃锦吟》

主要成就：主持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余年，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议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推动中国近代外交发展

爵位：和硕恭亲王

谥号：忠

旗籍：满洲镶蓝旗

早年经历

《喜溢秋庭图》中的幼年奕訢与母亲孝静成皇后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丑时，爱新觉罗·奕訢出生。 为道光帝第六子，与后来的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属异母兄弟，但奕詝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早死，是奕訢的生母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皇四子奕詝。奕訢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无异于亲兄弟。

奕訢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六岁时便入乾清宫上书房读书，与奕詝同往来，关系密切。功课为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百家经典，诗文，武功骑射。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拜宿儒翁心存为师。不久后，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訢乃师事贾桢（道光六年的榜眼）。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典籍十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

兄弟构隙

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热河都统瓜尔佳·桂良之女为嫡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帝属意奕訢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奕訢的补偿。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占尽优势。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园寝内为奕訢之母静皇贵妃修墓，亲令皇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奕訢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病重的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启锦匣，内有御笔两谕，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为“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 随后，道光帝病逝，奕詝即位，即咸丰帝。

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訢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双方感情日益疏远。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咸丰帝授奕訢为十五善射大臣。翌年（1852年）四月，咸丰帝将指原庆郡王府（曾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府邸）给奕訢为府邸，命仍在内廷行走 。八月，奉旨管理正蓝旗觉罗学事务。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奕訢奉旨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务。九月，因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訢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白虹刀，以示隆崇。 十月初七日，奉旨在军机处行走，从此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祖制。

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奉旨添派管理三库事务，并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四月，奉旨补授宗人府右宗正。六月，奉旨调补镶黄旗汉军都统。九月，奉旨升授宗人府宗令。又授为阅兵大臣，调补为正黄旗满洲都统。

咸丰五年（1855年），奉旨总理行营事务。二月，奉旨赏穿黄马褂。此时，奕訢生母康慈皇贵太妃病重，奕訢请旨尊封皇太后，咸丰帝碍于抚育之恩，只得依奏，于七月初一晋封其为康慈皇太后。但奕訢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快快。康慈皇太后死后，“帝虽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她“不系宣宗谥，不拊庙”，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訢深表遗憾和懊恼。手足参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訢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令回上书房读书，仍令内廷行走，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以示惩罚。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奕訢复起，被补授为镶红旗蒙古都统；又命管理镶红旗新旧营房事务。

临危受命

时值清朝内忧外患，纷至迭起，危机四伏之际。对内，太平天国起义未灭，江南难定；对外，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訢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敌对清朝的威胁。但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五日，奕訢单衔具折，反对咸丰帝派爱新觉罗·耆英去天津参与议和；主张天津谈判不要一味示弱，英法联军如敢登岸，应令“兵勇合击”；建议密令粤绅罗惇衍激励乡兵攻广州，廉兆纶捣香港。五月初五，奉旨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十三日，奕訢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反对钦差大臣桂良、伍弥特·花沙纳与英法所议条约中关于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在朝廷主战派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奕訢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希望咸丰帝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是月，奉旨管理雍和宫事务，又奉旨补授阅兵大臣。 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补授为内大臣。十二月，奉旨补授为管宴大臣。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在通州以西的八里桥之战中击败清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任命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主持中外谈判，办理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北京谈判时期的奕訢（1860年11月2日），菲利斯·比托摄

此时，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的状况，使奕訢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䜣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与英法方面关于放还巴夏礼、罢兵和谈等事进行了艰苦的交涉。 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奕訢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奕訢笼络瓜尔佳·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索绰络·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苏完瓜尔佳·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兴办洋务

_{主词条：洋务运动}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訢认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的思想。英、法、俄等国，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指太平天国）”，并多次派人向奕䜣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使他愈发坚定了先镇压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指捻军）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在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他就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疏奏陈：

_{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在这份奏折里，奕訢虽然看到了列强窥伺所导致的危险，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他也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镇压各路反清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一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訢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奕訢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湘军首领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訢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

在《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奕訢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

19世纪70年代的总理衙门第一进院落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䜣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向奕䜣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奕訢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命奕䜣、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成为了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訢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訢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朝的军事实力，尽快镇压各地起义。他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由此，奕訢于向咸丰帝提出购置法国枪炮，“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雇佣外籍工匠，在上海制造，用以剿灭太平天国。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创立了安庆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应运而生。

亲王议政

_{主词条：辛酉政变}

奕訢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政方针，大部分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訢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它们极力支持和培植奕訢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速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爱新觉罗·载垣、郑亲王爱新觉罗·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爱新觉罗·肃顺等人，对列强的疑惧未解，对奕訢鄙夷不屑，将其内外政策搁置不理。而咸丰帝与奕訢的隔阂历经风浪，始终未能消除。和议达成后，奕訢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訢力求到承德省侍，咸丰帝却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 兄弟间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䜣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速激化起来。

1866法国《环球画报》根据驻广州记者发回的画像绘制的奕訢像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皇太子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即同治帝。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訢与被肃顺裁抑的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达成一致，准备夺取最高权力。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訢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訢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奕訢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列强赞成和支持奕訢一派夺权。

肃顺等人对奕訢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訢到承德。奕訢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訢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咸丰帝的皇后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奕訢，“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訢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訢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 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訢密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訢于八月初七日兼程赶回北京，尽力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掌握京津防务的兵部侍郎胜保以及拥有重兵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臂助，由此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携同治帝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訢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爱新觉罗·仁寿和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至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咸丰帝安排的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或被杀，或令自尽，或“革职”、充军。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奕訢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领班军机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把只有中官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奕訢总揽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慈禧太后攫取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訢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妥协与御侮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列强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 ，满足列强的要求、贯彻其意图。

总的来说，奕訢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划”。他以显赫的权势，积极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各地起义。与此同时，奕訢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全力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

咸丰十一年（1861年），奕訢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訢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訢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訢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

1864年主政总理衙门不久的奕訢

同治三年（1864年），奕訢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訢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訢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爱新觉罗·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訢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 奕譞还指责奕訢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訢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看到奕訢对外态度中的矛盾。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当同治三年（1864年）初，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时，他便与英国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干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訢极为恼火，上奏请求福建、广东不许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可见其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奕訢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奕訢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訢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奕訢在奏请购买欧洲军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奕訢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几度起落

奕訢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訢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訢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

但是，奕訢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却主张削弱地方势力，这就引起了湘淮势力的不满；奕訢办洋务，导致清廷中乌齐格里·倭仁等顽固派不满。这时，由于奕訢的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也对他不满。慈禧太后利用了奕訢，也给予了奕訢巨大权力。但随着奕訢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訢为首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訢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訢，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訢当然是不满的。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虽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訢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美国画师现场记录的奕訢（中站者）宴请格兰特的情景

美国记者、作家约翰·拉塞尔·杨恩（杨约翰）曾跟随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访问中国，并见到奕訢。他后来回忆道：“恭亲王与我之前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

作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李氏王朝的国王李熙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与臣下的对话中批评奕訢道：“恭亲王为天子叔，不以为国，招入外敌，乱其国家，其人之不善可知也。”

奕訢死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国在激变中》认为，恭亲王的逝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曾在清海关税务司服务的美国作家马士提到：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

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

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说：“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心计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面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恭亲王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显得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恭亲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 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对清朝来说幸运的是，叶赫那拉氏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恭亲王开始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了较大的行动权。所有记载都说恭亲王（1833—1898年）为人腐化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决定他职责范围内的许多任命时接受贿赂。但是他年轻果断，尤其乐于采纳一个有真知灼见和忠于职守的满族政治家文祥（1815—1876年）的意见。”

奕訢流传下来的尺牍共有六十六件（公函六十五件，私人信函一页，均藏故宫博物院），反映了清末的对外交涉、军工事宜及民教纠纷等史实，有重要价值。

据《晚晴簃诗汇》载，奕訢有《赓献集》《岵屺怀音》《乐道堂古近体诗》《萃锦吟》等作品集传世。 《晚晴簃诗汇》还单独摘录有其诗十三首：《琉璃河口占》、《易州道中咏怀古迹五首用杜工部韵》（五首）、《七弟二十寿辰》、《鉴园遣兴集句》（四首）、《新秋集句》、《赠李少荃相国集句十二韵》。

奕訢亦工书法，诸体皆精通，尤其擅长行楷，字多苍劲有力，且具一种简淡之风。毓庆宫中有奕訢的书迹四幅（楷书、行书各二）。

字号别名

奕訢为道光帝第六子，内称“六爷”，加之精于洋务，与西方人（清人鄙称为“鬼子”）接触较多，故得到“鬼子六”的称号 。又因他被封为恭亲王，故人因其王号称“恭邸” ；死后谥号“忠”，后世称“恭忠亲王” 。

锋芒太露

在与奕詝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奕訢才华横溢，聪明过人，骑射武功突出，深得道光帝喜爱，却过于锋芒毕露，不善于揣摩其心思。奕詝则在老师杜受田的教导下，投道光帝所好。 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訢射得猎物最多，奕詝故意一箭不发。道光帝询问原因，奕詝回答：“正值春季，鸟兽生长繁殖之时，臣不忍伤生以违天和。”道光帝闻言大喜：“这真是帝王之言啊！” 道光末年，道光帝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道光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 。自此“储位遂定”，奕訢失去了皇位继承权。

恭宝互谑

奕訢与宝鋆同在中枢供职时，也有一些趣事。据何刚德《春明梦录》载，一日，宝鋆临近散值时如厕，归来时奕訢还在等他。见面后，奕訢便笑问道：“往何处撇宝去？”“撇宝”二字，是当时北京对如厕的谑称。宝鋆针锋相对，答道：“那（哪）里，是出恭。”又一日，奕訢从太庙出来，指着庙碑下的赑屃，对宝鋆说：“汝看这个宝贝。”宝鋆字佩蘅，“贝、佩”音近，奕訢以此为戏。结果宝鋆应答道：“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此处不仅用了既有的“龙生九子”的典故，而且奕訢正是道光帝的九个儿子之一。 何刚德认为，当时枢臣见面闲谈时，多掺杂以此类玩笑话，用意在于担心一旦在闲谈中说到正事，会导致泄露机要，并认为这也是古人“不言温室树”的用意所在。

父子仇隙

奕訢的长子载澄品行恶劣，深为其父所恶。据《清代野记》载：奕訢听说载澄患病时，不但不悲，反而大喜，每天都盼着他死去，所谓请医开药，不过是掩人耳目。很久后，载澄病危，左右侍从把这个消息告诉奕訢，奕訢说：“姑且念在父子一场，去为他送终是可以的。”等到进了载澄的卧室，见他侧身卧在南坑上，已经气息微弱，但房中的人都穿着黑绉绸作的衣服，用白丝线在衣身上绣满蝴蝶。奕訢一见，大怒道：“就为这一身匪衣，（载澄）早就该死了。”头也不回地离开。载澄于是气绝身亡。

藏书故实

奕訢藏书颇富，恭王府有藏书楼多处，主要有“多福轩”“乐道堂”“正谊书屋”“庆宜堂”等，所藏宋元名椠近百种，如宋板《文苑英华》《文章正宗》《柳柳州全集》《春秋左氏传》《韩昌黎集》《柳河东集》《艺文类聚》《翰墨大全》《王临川集》《东都事略》《文选》等有39部，其中，宋板《文选》《埤雅》各有两部。有《多福轩书目》2册，著录藏书近2000种；《乐道堂书目》1册，著录各处所藏零星之本，精品为多。书画最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迹书画作品有数十幅，如晋陆机《平复帖》、唐代的韩干《马图》；元代赵孟頫、倪瓒等人的画作有数张。进入民国后，所藏古籍书画相继流散，由于索价甚高，国内购买者不能全部购下，部分藏品被日本人购去。部分藏书画印章为“恭邸藏书”“锡晋斋印”“恭王府珍藏书画”“清心斋赏读”“韬华馆”“宝约楼秘藏”等。

恭王遗言

反对康梁“改革”

在奕訢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帝频繁慰问，并就他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探讨。据胡思敬著《戊戌履霜录》记载，奕訢在临终前曾告诫光绪帝：“闻有广东举人（指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高层密谈，不大可能被泄露给位卑言轻的胡思敬。但关于奕訢反康梁“改革”的说法还是流传甚广。

随着研究的深入，后人得知，康梁在变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们自己后来的精心宣传所拔高。戊戌变法进行的过于操切，确实将大量官员，无论改革者、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改革”的对立面。这或许是奕訢之至死反对如此“改革”的原因。不仅是奕訢，当时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在内的重臣，大多也与这场“改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打倒”翁同龢

在提醒光绪要警惕“小人”之外，奕訢还有道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打倒翁同龢。这一记载的来源是《申报》。奕訢死后一个月，《申报》发表报道称，奕訢重病期间，光绪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奕訢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因此，奕訢认为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光绪帝专门问奕訢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奕訢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奕訢去世后不久，翁同龢便被革职，永不叙用。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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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

父母

关系	姓名	谥号
父亲	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	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
母亲	博尔济吉特氏（1812-1855）	孝静成皇后

兄弟姊妹

见“爱新觉罗·旻宁”词条

子孙后代

关系	姓名	简介
长女	爱新觉罗氏（1854-1924）	瓜尔佳氏所出。咸丰十一年（1861年）封荣寿公主。光绪年间晋封荣寿固伦公主。深受慈禧太后喜爱。
长子	爱新觉罗·载澄（1858-1885）	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
次女	爱新觉罗氏（1860-1863）	瓜尔佳氏所出。夭亡。
次子	爱新觉罗·载滢（1861-1909）	同治七年（1868年）出继钟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
三子	爱新觉罗·载濬（1863-1866）	夭亡。
四子	爱新觉罗·载潢（1880-1885）	夭亡。
四女	爱新觉罗氏（1881-1882）	夭亡。
长孙	爱新觉罗·溥伟（1880-1936）	载滢之子，载澄嗣子。袭封恭亲王。
次孙	爱新觉罗·溥儒（1896-1963）	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畲，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后人将二人并称为“南张北溥”。
三孙	爱新觉罗·溥僡（1906-1963）	书画家。

（以上亲属表格 ）

联姻

奕訢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奉道光帝命，迎娶热河都统瓜尔佳·桂良之女瓜尔佳氏为嫡福晋。瓜尔佳氏为奕訢诞下长女、长子、次女等诸子。

宦游

奕訢在多年仕宦过程中，与朝臣过从甚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善后议和期间，奕訢与岳父桂良，以及瓜尔佳·文祥、索绰络·宝鋆、苏完瓜尔佳·胜保关系紧密。在奕訢主政期间，文祥、宝鋆均入主中枢，参预朝政。文祥死后，奕訢最为信任的军机大臣是汉臣沈桂芬 。

史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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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见《清实录》宣宗成皇帝至德宗景皇帝部分，还可以参考《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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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

_{主词条：恭王府}

恭王府

恭王府在北京市前海西街三座桥北，系乾隆朝宠臣和坤旧第，咸丰元年（1851年）被赐给奕訢，故名恭王府。 恭王府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筑群，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1982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晋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恭王墓

_{主词条：恭亲王墓}

恭亲王墓

恭亲王墓占地1000多亩，规模宏大。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大辛峰土匪侯显文盗掘恭亲王墓，墓阳宅后来被拆掉变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地上建筑无存。1958年修十三陵水库时，恭王墓的石料被全部拉走，并将一对石狮子也运到水库大坝北头的纪念碑公园下。今仅存三门四柱三楼的石牌坊。现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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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形象

在《皇清秘史》 《清朝秘史》 《西太后艳史演义》 《曾国藩》 等近现代小说中均有出场。

影视形象

年份	影视类型	剧名	饰演者
1955	电影	宋景诗	顾也鲁
1964		西太后与珍妃	洛奇
1975		倾国倾城	郝履仁
1976		瀛台泣血
1981	电视剧	双印传奇	江明
1983	电影	火烧圆明园	张铁林
		垂帘听政
	电视剧	少女慈禧	伍卫国
1986		慈禧外传	刘德凯
1987	电影	两宫皇太后	张光北
1988	电视剧	满清十三皇朝Ⅱ	罗耀雄
		赛金花	司马华龙
		太平天国	吴瑞庭
1989	电影	一代妖后	俞立文
1990	电视剧	满清十三皇朝之血染紫禁城	刘永
1992		满清十三皇朝之危城争霸	张铮
1993		戏说慈禧	崔浩然
		清宫气数录	何浩源
1995	电影	慈禧秘密生活	梁家辉
1996	电视剧	胡雪岩	朱时茂
1997		苗翠花	李龙基
1999		状王宋世杰Ⅱ	李子雄
2000		太平天国	赵毅
2002		天下第一丑	修宗迪
		十三格格	周中和
		魂断太平	丁正勇
2003		走向共和	郑天庸
2004		龙票	修庆
		沧海百年	李光洁
2005		一帘幽梦	谢彰
		一生为奴	陈宝国
2006		船政风云	刘劲
2008		台湾1895	姬麒麟
		大龙脉	朱晓春
2009		一代大商孟洛川	高兰村
2012		红墙绿瓦	李成儒
		大太监	张国强
2013		十三格格新传	刘劲
2015		瀛寰之志	及晓龙
2016		帝国黄昏	陈晓

（以上内容主要 ）

恭亲王奕訢影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