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

李鸿章的“变法”从“自强”开始。同治四年（1865年）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李鸿章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 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正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

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后期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因此，他在继续筹办“船坚炮利”的军事工业的同时，把学习西方的重心转移到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上来了。

1881年李鸿章（中）与唐廷枢、伍廷芳、周馥等视察唐胥铁路

其后，在整个19世纪70、80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但李鸿章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之后，由官银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清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由此实现了李鸿章“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栢百年根本之谋”的目的。

不过，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

建设水师

面对列强自海上而来的威胁，李鸿章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次年（1875年），因海防“关要紧急”，李鸿章奉诏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定远号复原图

“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战列舰）；

“济远”“经远”等11艘快船（巡洋舰）；

“镇中”“镇东”等6艘蚊子船（炮舰）；

“左一”“左三”等14艘鱼雷艇；

3艘练船（练习舰）；

“海镜”等5艘运输舰；

“宝筏”“犀照”2艘通报舰。

在建设水师的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清廷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使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对外交涉

外交思想

早在曾国藩幕下时，李鸿章就提出“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他在上海等地与西方人频繁接触，由此萌生了学习西方军事的思想，并着手招幕外国工匠，开办军火工厂，自制枪炮。

李鸿章

其中“和戎”的含义有二层，一是维持现有局面，承认并遵守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已获取的非分权益。二是在中外冲突中着重求和，如马嘉理案、中法战争及甲午战争期间中，李鸿章均认为中国“兵单饷匮”，“断不可轻言于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真可谓“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

李鸿章并不认为“和戎”是一味妥协，为“和”而“和”。他说“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在具体的条约谈判中，李鸿章总是能争就争，能少让就少让。如《马关条约》，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他“争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谈判精神。

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他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签订条约

李鸿章一生，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各国（主要为欧美列强）签定的条约（大部分为不平等条约）有：

教育储才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李鸿章认为传统的旧式教育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因此他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积极倡导对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知识的教育传播，重视留学生教育，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帷幕。

改革科举教育

李鸿章对科举取士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因此出现“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不能重视学习西方“利器”的情况。同时，他赞同西方教育“求实际”的精神，他进一步提出，中国要自强，需要从学西方“利器”到引进“制器之器”，重点是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而尤以人才为亟要”。同时，他主张兴西学，改革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并付诸实践。

创办新式学堂

新式学堂开设的外文课程

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李鸿章相继提议和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主要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光绪六年（1880年）的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七年（1881年）的天津水师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天津西医学堂等。这些学堂在教学内容上，除儒家经典外，还将自然科学、实用科学和军事科学作为教学重点。新式学堂兴起，对封建传统教育模式造成了很大冲击，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变革。

派遣留学生

_{主词条：留美幼童}

1872年首批赴美留学生合影

此外，李鸿章还积极筹划派人留欧事宜，主要有：光绪二年（1876年）奏请派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光绪三年（1877年），会同沈葆桢奏请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26名、艺徒4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光绪七年（1881年）又续派10名；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同曾国荃奏请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24名、北洋水师学堂学生10名赴英、法留学等。

留美幼童和赴英、法留学的学生结业回国后，基本上都成为专业科技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近代科技进步、实业发展、国防强固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李鸿章认识到派遣留学生对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无论在政策、经费上，还是在留学生前途安排上他都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这些努力，不仅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更为近代留学生教育开了先河。

军事思想

李鸿章在四十余年的军事生涯中，形成了丰富的军事后勤思想，这些思想被运用于其创建发展淮军、北洋海军以及指挥这些军队作战的具体实践中，又直接影响着清末袁世凯北洋新军的后勤改革，为中国军队后勤的全面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

李鸿章的业师曾国藩称：“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曾在《赠李少荃相国集句十二韵》中称赞：“多才兼将相，旌节屡西东。玉勒浮云骑，金鞍明月弓。钧衡持国柄，豪杰自牢笼。坐见威棱洽，夷情草偃同。”

孙中山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书李鸿章时，曾说：“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马关条约》签订后，诗人丘逢甲曾以“宰相（指李鸿章）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一诗表示悲愤。

李鸿章照片

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

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儒臣起家军旅，早膺疆寄；晋赞纶扉，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嗣在北洋三十余年，办理交涉，悉协机宜。上年京师之变，事机万紧；该大学士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野攸赖。本年七月间，因病迭经降旨慰问。该大学士仍力疾从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忱，老而弥笃。方冀调理就痊，长资倚任；乃骤患咯血，遽致不起。当兹时局艰难，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恸！

印有李鸿章头像的大清银行兑换券壹圆

在所著的《李鸿章传》中，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并具体评价道：

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袁世凯在给李鸿章的挽联中评价：“受知蚤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翊临淮壁垒；事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德国人用李鸿章照片制作的明信片

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评价道：

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

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於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居恒好整以暇，案上置宋搨兰亭，日临摹百字，饮食起居皆有恒晷。长於奏牍，时以曾、李并称云。

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蒋廷黻认为李鸿章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评价：“水浅而舟大也。”

唐德刚认为李鸿章“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周恩来，半个是顾维钧）。

外国

李鸿章访俄时，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提起对李鸿章的印象时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最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观察局势变化。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据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日人对李鸿章给予较多的关注，其中一种评价称赞他“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总统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称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插图报》在李鸿章去世时的报道中写道：“可以说，他取代了总理衙门，负责处理与‘蛮夷’间的政治、商贸关系，在最棘手的对外交涉中敏锐洞察、灵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说他狡黠，另一些人则赋予他一个优雅的绰号―‘中国忠仆’。在远东，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频繁地与重大国际事件紧密相连，在许多重要的协议书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签名。”

相貌

李鸿章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外交副大臣寇松合影

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国政治家乔治·寇松曾来华旅行。在两年后出版的《远东问题：日本、朝鲜和中国》一书中，寇松记述了会见李鸿章的场景，并称这是他“毕生最美好的回忆”。寇松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6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

美国传教士、驻华外交官何天爵在《中国人本色》中他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李鸿章七十六岁时给他画了张素描，认为“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

晚年坐于轮椅中的李鸿章

字号别名

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的签名，右半部分左下有一个“肃”字

此外，从现存《辛丑条约》的原件中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肃”的字，这是李鸿章签名的习惯，在几个条约中均有体现。之所以如此写，是要表示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肃毅伯”爵位。

曾李师徒

南京总统府油画《敕治两江》，绘李鸿章（左二）与曾国藩（右二）

到咸丰年间初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深知李鸿章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结仇翁氏

太平天国起义时，安徽巡抚翁同书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仇。

喜好抽烟

西人所谓“当世三杰”的圣殿

会见俾斯麦

出访欧美时的李鸿章，佩戴英国赠予的大十字级皇家维多利亚勋章

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使欧美各国，是清末少有的获得多枚外国勋章的中国人，故而在下表中列出其所获荣誉：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回国之后，李鸿章回到总理衙门供职，亲自主稿，奏请清廷在形式上对光绪七年（1881年）版的双龙宝星进行大量修改。经清廷批准后，正式诞生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版双龙宝星。适逢19世纪末以后清政府外交活动剧增，故此版双龙宝星实际制作、颁发和存世的数量极大，也是现代收藏中最常见的一版双龙宝星。

临终遗事

遗奏及遗言

有记载说，李鸿章临终前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又命幕僚于式枚起草遗折，推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李鸿章临终嘴里还在痛骂“毓贤（山西巡抚、坚持仇教排外）误国”。

遗诗

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曾口述七律诗一首：

_{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_{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_{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_{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但《李鸿章全集》未收录此诗，有学者考证认为此诗可能是伪作。

不能瞑目

晚年李鸿章

另一个版本是，李鸿章临终前，周馥及直隶提督马玉昆守在身边。二人目睹了李鸿章逝世前的一个多小时，俄国公使还拿着文件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迫李鸿章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签字，甚至想强迫李鸿章的助手拿出李鸿章的官印。李鸿章听了，闭上眼睛不答话。周馥大哭，哭声惊醒了李鸿章，他突然又睁开眼睛，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周馥只好安慰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这才瞑目。俄使气死李鸿章的传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也有记载，题目是《李的逝世是和外交官的争论》。

藏书故实

李鸿章从政之余，喜欢收藏图书。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园，有“望云草堂”藏书处。咸丰十年（1860年）在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经常光顾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楼“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给他。去世后，其藏书归于李经迈继承，其珍贵版本于抗日战争中经“汉文渊”书肆主人出售不少。其余藏书在1940年由其孙李国超捐献给震旦大学图书馆，计18000册。

其中有《李文忠公全集》100册，其余为政书、兵书、方志、科技图书及历代名人年谱等，抄本有《柔远全书》，藏书交至震旦大学后，校方为之设有“合肥李氏望云草堂藏书”专室，又称“李氏文库”，以特制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柜贮藏。该馆在《震旦杂志》撰文介绍藏书捐赠之事。1949年以后，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随院系调整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李氏藏书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

家世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末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表格：

平辈

表格：

配偶

表格：

后代

表格：

李鸿章与家人

李鸿章的作品，主要收录于桐城吴汝纶主持编纂的《李文忠公全书》。吴汝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抱着“止谤”（为李鸿章正名）的目的编辑此书，其时间跨度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书一百六十五卷，六百余万字，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 有同治金陵书局刻本。

《李文忠公全书》书影

《李文忠公全书》所收并非李鸿章的全部作品，尚有大量未刊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续有刊印。如年子敏编《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江世荣编《李鸿章信稿补遗》（收入《捻军史料丛刊》第3集）等。 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收录李鸿章的奏折、电报、公函、私人信件、诗文等 ，其中近三分之二为首次发表，内容较此前各书更为丰富。

诗

《入都》是李鸿章的组诗作品，共十首，是他奉父命入京应试时所作的借以立志抒怀的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胸魄气略。其中一首是：

_{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_{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书法

此外，通过李鸿章存世的大量墨迹，可以看出其书法造诣甚深。

李鸿章书法作品

故居

李鸿章故居

李鸿章故居位于安徽省合肥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中段，建于19世纪末，为李鸿章的家宅，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硬山式屋顶。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五进，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十年动乱时，故居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在原地修复重建，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但仍保留主要部分。 1998年，李鸿章故居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享堂

_{主词条：李鸿章享堂}

李鸿章享堂

墓葬

李鸿章墓

总论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大体分为两个方面：

一种看法认为，李鸿章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等。

但后世也多有诟病李鸿章作出的错误决策，如过于重视海防而放弃塞防（参见词条塞防之争） ；1885年在对日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日本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即使这些事件受制于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误国行为承担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这也是一大污点。

聚敛财富

晚清有幅脍炙人口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前一句形容的是李鸿章的财产之巨，这种说法自然有夸张和讽刺的意味，但李鸿章家族所聚敛的财富的确非同一般。近代社会活动家、曾与李鸿章有过不少接触的容闳曾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这种说法当时很流行；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认为李鸿章的财产“数百万金，概意中事也”。关于李鸿章的财产问题，众说纷纭，但似乎没有准确的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兄弟六人都曾在安徽老家大规模购置田产，建造庞大的庄园式宅第。后来，合肥李氏的家族势力又逐渐扩展到合肥、庐江、芜湖、安庆、上海、北京、天津、大连等地，成为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 此外，早在绞杀太平军期间，李家兄弟数人就兼并土地约60万亩。

战争得失

中法战争

一种观点认为，中法战争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但也有观点认为法国在军事上总体仍是占优势，只凭局部战役的胜负就断言法国不胜、中国不败，难称公允。

甲午战争

有观点认为，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提醒慈禧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未批。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受贿问题

据说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谈判《中俄密约》时，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卢布 ，李鸿章对此耿耿于怀。

对待变法

对待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在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命总理衙门传问维新派主要人物康有为时，李鸿章参与其中。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如“百日维新”开始后，李鸿章曾两次将反对变法的荣禄、刚毅等人弹劾康有为的讯息密告康有为。在私下，他对变法的多项措施也表示赞同，并对康有为多有保护之举。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戊戌政变后，李鸿章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因参加维新被革职的张元济，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其人的工作；对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多有期许。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

总的来说，李鸿章虽从思想上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出于为躲避变法中出现的“帝党”和“后党”之争，与支持维新的重臣翁同稣多年的积怨，甲午战后自身遭受冷落的境况等原因，李鸿章仅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

文学形象

影视形象

中日韩影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

《清史列传》卷57《李鸿章传》

《清史稿》卷411《李鸿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