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战，又称土木堡之变、土木之变、土木之祸，是指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的兵败事变。土木堡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的一个城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组成部分。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统一中原后，将元朝残余势力驱逐到塞北。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部落首领也先向明朝政府邀赏不成，制造衅端，之后，瓦剌各部分四路向内地骚扰；同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据守北京，御驾亲征；同年8月31日，英宗在土木之变中兵败被擒。该战役中，明朝西征大军50余万人马全军覆没，公卿官员自英国公张辅，尚书王佐、邝垫，大学士曹鼐、张益而下60余人，除自杀殉难者外，多死于瓦剌军之手。

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央军队自明朝建立以后出现的第一次失败战役，严重削弱了明朝政权的统治基础。该战役的失败除了宦官干政和军事指挥严重错误等直接原因外，也与长期以来明朝北方边防被破坏、各北方少数民族统一壮大和实力增强等因素有关，是当时明朝政府北方边防废弛的必然结果。

中文名：土木堡之战

参战方兵力：瓦剌军约3万 、明朝中央军20万

伤亡情况：明军伤亡过半、阵亡三分之一、余者溃散 ;、瓦剌不明

主要指挥官：明英宗、王振；也先、脱脱不花、阿剌知院、阿乐出

主要参与人物：朱祁镇、王振、也先

影 响：导致北京保卫战

参战方：明、瓦剌

其他名称：土木之变、土木堡战役、土木堡之变

地点：土木堡

结果：明朝中央军溃败、瓦剌军胜利

发生时间：正统十四年(1449年)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明朝伟大的永乐皇帝所贯彻的政策，即为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轻的发展中的卫拉特势力，是在他死后才见效的。”但明宣宗放弃战略机遇，“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相反宣德时期的脱欢对明宣宗非常恭顺，瓦剌使臣可以在甘宁等处久住，习知中国虚实。导致洪熙初年脱欢杀贤义王，宣德五年脱欢密遣麦克零部落迎脱脱不花，同年联姻忠顺王，宣德八年脱脱不花被脱欢立为大汗，宣德九年脱欢携带脱脱不花袭杀阿鲁台，仁宣都没有及时干预与警惕。脱欢以脱脱不花汗的名义统一安乐王、贤义王及和宁王所部，逐渐侵蚀明朝边界。脱欢—也先父子都十分重视与明廷官员的朝贡往来，随着蒙古内部的相对稳定，明蒙朝贡体制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明廷对于蒙古使团始终本着“薄来厚往”的政策。首先，赏赐物品价值要远远超出贡品的价值。一般明廷对来朝者按其人数及地位给赏。如赐王或太师一人十五表里，其妻每口八表里，一等头目八表里，二等六表里，三等五表里，四等四表里，外有加赐。蒙古使团返程时，明廷也会以礼相送，启程前享用朝廷的赐宴，回程一路差官伴送，沿途备办饭食，凡所经过，茶饭管待。很多蒙古使团为了得到更多赏赐，成倍的扩大使团人数。明廷依然按例给赏。明廷对蒙古使团人数不加限制，凡来朝者必有赏赐，这对某些蒙古头目的贪欲是一种刺激，也为后来也先使团谎报人数埋下伏笔。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后，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草原大半，尽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起初所遣使者不过五十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明英宗君臣志在重新振兴。朱祁镇在正统三年、正统六年、正统九年、正统十四年所发动的四次大规模北伐。在第四次北伐中明英宗因情报系统失灵战败被俘。

兵备废弛

自明成祖北伐之后，明朝的北部边防趋于平稳，明宣宗巡逻并缩边无意北征，而瓦剌忙着统一诸部也已无重大的军事冲突，对于瓦剌鞑靼探马的侵犯，仁宣也是能忍即忍，宣德初年清平伯吴成等守兴和卫，日事田猎，而忽守备。虏伺其出乘虗入城，掠其妻孥以去。到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英宗亲征之前，明英宗北伐针对北方的大规模用兵也不过三四次而已。仁宣长时间的缩边，带来的最直观后果，便是边境兵备废弛。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屯田》一文中列举了许多屯田失额的原因，例如达官权贵的占夺欺隐盗卖、田土的抛荒、水土流失等等，并认为“造成军屯土地丧失的事实虽然有好多项，其中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屯田的欺隐和占夺”。在分析明代流民时已有所提及。这些兼并的权门，多是在当地军镇镇守的高级武将。而军屯破坏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屯垦的士兵被其他各种差役所占，无暇耕种，导致田土抛荒，子粒无收。如宣德八年年末，山东巡按张聪至辽东巡视回后发现，130人的军额只剩下了老弱5人，缺额率高达96%。领军军官却只能以一句“俱有差遣”支吾了事，实在是令人无奈。而连山海关这样重要关卡，都只有五六人驻守，便可知道，当时整个辽东私役之风有多么严重了。其二，随着屯田、军士的双双失额，另一样急剧下降的就是将领的素质。太祖成祖皆以武功起家，手下名将济济，但宣德之后不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将领们便逐渐腐败疲软起来。上文已涉及到将领们兼并土地、私役士卒、贪污克扣等恶行，而在这种贪污腐化的风气带动下，军队的战斗力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外的将官贪污残暴，在内的将官玩喝疲软，整个风气十分颓唐。而在永乐年间对于洪武以及靖难勋贵的子弟，朱棣会严格加以考核有没有世袭的能力，以保持战斗力：我皇祖于军职。虽行世袭之制。实寓考选之典。故后之有功者。可以升授。而不才者可以汰减。万世不易之法也……永乐六年下令：比试一次不中者、发开平；再试不中者发交趾；三试不中者烟瘴地面俱充军、别选子弟袭职永乐十年复旧制：再比不中 ，仍令食半俸，优一次比试矣三试不中者，发充军。所谓演戏上要脸，战场上要命，至正统时，侯伯勋贵26人，18人乃从英宗亲征之人。其中从未上过战场的为15人，已超过了一半，死于此役的共14人，其中未上过战场的为8人，可见这一支亲征的队伍，军事素质有多么薄弱。 分析这两类人员的组成，上过战场、威名赫赫的，如英国公张辅，已是多年未碰弓马的老人。而在外带兵多年的，如陈怀、王贵、顾兴祖之流，却又是兼并土地、私役军士、贪婪无行的兵油子，一打起仗来便庸庸碌碌，一窍不通。而未上过战场的，多半是“勋二代”、“勋三代”，比如袭爵不过几年的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荣、遂安伯陈埙等人。他们年轻气盛，仗着祖荫掌管五府事务，顶着侯、伯、都督的光环，其实毫无军事素质可言。他们在《实录》中留下的痕迹，不是“偷惰不奉诏习骑射”，就是“不朝”。早在正统四年，御史陈智便抨击这些人“逢迎赌博之相师，醉醲饱鲜之是尚，忽军旅之事而不修，玩祖父之功而不恤。万一有警，岂能运筹策奋，威武为朝廷建功立业乎”可谓一语中的。爬索实录中北方各镇镇守的表现，军事素质低下、能力平庸、生活腐化、擅阉幼童、军纪涣散、谎报大捷、杀良冒功、士气颓靡、擅自割地等等。其中可以充分展现出明军的特征：主帅号令不一、心胸狭窄、应变无能，军风怯懦颓怠、军纪涣散，私心自用。开国不过五六十年，军队已涣散到这种程度，可见衰败之速。杨洪上司是以贪婪懦弱出名的都督佥事李谦。此人素来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人准则，每当杨洪准备派人出塞作战时，李谦就在旁边冷笑着说：“敌可尽乎，徒杀吾人耳。”以奋六世余烈及明清帝国比较衡量，明太祖北征、清太祖北征；建文新政、清太宗北伐；明成祖北伐、清世祖北伐；朱高炽戏事、清圣祖北伐；明宣宗朱瞻基相当处于清世宗平定和硕特部之战的阶段，但朱高炽及“好圣孙”并没有较为出彩的表现。而后的明英宗北伐相当于清朝康熙、雍正放弃北疆后，乾隆直接发动平定准噶尔部之战。

高层内应

也先通过在明朝居住的瓦剌使臣及明庭内部高中低层内奸，大明边防虚实动静皆已知晓，进攻时间节点选的非常合适。其中就有达官赛因不花、四朝元老御监郭敬的家人把伯、义州卫军士王文、李让、施带儿、喜宁、王喜、小田儿、加失领真、大同指挥李让幼女为也先弟大同王儿妇，也先许以知院，又密受也先赏马四匹，被虏妇女二口。将各城指挥姓名尽报与也先。跛儿干，本归降蒙古人，任御马监少监。明庭给事宫禁数十年，及土木之败即助虏反攻射内使黎定，既又为虏使来有所需索，明朝命执而诛之。正统十四年十月二日御马监少监跛儿干伏诛。根据《历代符牌图录》记载，南西伯利亚出土的腰牌属于明朝的御马监。御马监是统领禁军的，是属于武职，由于御马监十分重要，其腰牌也十分重要，无腰牌者一律重罪，擅自把腰牌借给别人者借者和借予者同罪，所以明朝内部出现了内奸。《明英宗实录》：“跛儿干及土木之败，即助虏反攻，射内使黎定。”《北使录》记载：“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这两条记载明确表示了当时明军的确有大军叛乱，前者更是点名跛儿干发动了叛乱。跛儿干可是御马监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瓦剌每次都能洞悉明军的去向，且为什么大军一触即溃的原因。锦衣卫聂忠也奏言，正统“十四年太上皇帝亲征胡寇，回至土木，起营之时，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马来迎，疑是勇士。哨马不为设备，遂至败军陷驾。”也先又重金贿赂明英宗的翻译官员马云、马青，探听明廷的虚实，提出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因为也先欲与黄金家族比高，所以想为儿子求娶明朝公主夸耀蒙古群雄之中，明朝达官千户马云（这人在明史研究中极重要，曾任明英宗下西洋和番指挥、撒马儿罕公使）、马青、吴良等私下许诺，并说还要送也先美女。但因明朝重开大宋天的意识形态的关系，明朝翻译官马云、马青事后未敢将此事奏报明廷。后也先贡使至称：“此聘礼也（供马为迎娶明朝公主聘礼），”明廷答复：“诏无许姻意（没有许婚这回事）”。也先以为通婚成功，方才遣使贡马作为聘礼，结果大失颜面。事后也先以明朝刁难贡使并撕毁婚约及随意克减岁赐为由，集结军队出兵大举进攻明朝边境，对内则称要明朝予他大都。对于使臣们这种首鼠两端之行，于谦的结论最为有力。他说：……差去使臣，止知贪利以肥家，不思屈节而辱国，于敌情之虚实，略不以闻，礼义之大节，全不暇顾。及回还复命，又复架捏虚词，夸大张皇，肆为欺罔。甚至透漏消息，而阴结虏人，妄报根脚，而希求升赏，以致外番放肆，有轻中国之心，边境不宁，酿成今 日之祸。

明军走私

仁宣朝的治边策略既班固所批评的治边观念。“缙绅之儒守和亲，介胄之士言征供。征伐则民力竭，和亲则国威丧，于是有“守四夷羁縻不绝，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乾隆认为此言“兴臭然”羁縻之道，清朝强调恩威并施，抚剿并重，宣德五年前，蒙古各部陆续南下紧贴明堡居住，边将奏报力主严剿，远离边地的明宣宗认为本无漠北问题，纯属有心者煽动与边臣挑衅。“尔但宜慎边备，固城池，彼不犯边，毋擅以兵逼之，果来降，亦察其实，俾之入境，或近边居止，或打围，或往北行，听其所之 ”宣德八年，海西女真不断受到兀良哈等蒙军的侵扰故向辽东都司求救，明宣宗亦以“彼来扰（辽东）则御之，不扰亦勿侮之”。宣宗的决策给明蒙双方造成很大影响，彼时明军军力尚处于强盛时期，蒙古自思不能力敌既以使臣名义遣间谍长居明边，招揽明将，避免直接与明军发生冲突，专重蚕食东胜，开平，大宁旧地，以脱脱不花的名义安稳蒙古各部，镇抚关西七卫、女真卫所；而明军麾下女真卫所、蒙古降人、汉人将领发现既然无法同洪武永乐时代那样依靠对抗蒙军升官，保境，只能选择与蒙军合作发财，以求静边。因正统朝明军开始勤于边务才得以发现仁宣朝各处边防漏洞，正统十年十一月庚寅，明英宗朱祁镇接到报告说来朝贡的瓦剌使臣随行物品中携带了大量盔甲兵器弓箭铳炮，经过调查发现是大同、宣府等地走私商出售。鉴于此时明朝还在严格管控火器制造技术于两京，能合法制造火器的边地卫所少之又少，显然走私商跟明军脱不了关系。于是朱祁镇给当时大同总兵武进伯朱冕和宣府总兵等将官下了一道敕令，让他们今后严厉打击走私行为，若再有发生严惩不贷。正统十年十一月庚寅，明英宗朱祁镇敕大同、宣府总兵等官，武进伯朱冕等曰：“瓦剌使臣多带兵甲、弓矢、铜铳诸物，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贪利之徒（明朝对火器有极严格的产地要求及管理规定，明英宗所指贪利之徒是谁不言自明，既郭敬等人）私与交易者。尔等受朕委任，防闲弛慢，自今其严加禁约，若仍前弛慢，罪亦不宥。”

重译情报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即明英宗。随着“一夫跳梁”“文宗罪人”的三杨去世，三杨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弊端开始突显，“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经过明宣宗巡逻的罢边主和的政策施行，导致了明军异域情报功能的失灵。明军从此没有了洪武永乐两朝捕获精准的有源头的异域情报数据的能力，在只有垃圾信息的情况中却要强行分析时势，结果只能是双方接战时战败。当时明英宗集团按照收到的情报分析推演，理论上明朝军队前方的预定水源地作为长城以内的地区是不应该存在敌人的骑兵，整个部队是一个倒梯形阵形，目的是防备后面也先率领的瓦剌军追上来攻击背后，明英宗集团谁能想到，锦衣卫和哨探竟然都没有捕捉到前面（也就是归途的大门口上）居然有阿剌知院3万（一说两万）瓦剌军已经按口袋阵蹲守伏击至少半个月。搞明白瓦剌军不是背后一支，而是前后两只，土木堡之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长期史书上都不提伏击的那阿剌知院2，3万瓦剌伏马。

明廷南略

当时明廷的主要视线在南方麓川、民变及再下南洋，期间骚动南方诸省每省不下数十万人。朱祁镇在正统三年（亦集乃之战）、正统六年（丰州之战）、正统九年（以克列苏之战）所发动的三次大规模北伐的主将，除了杨、石等人外大多投入南征队伍之中。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冬天，也先攻打兀良哈，派遣使臣抵达明朝边镇大同乞粮，并且请求会见守备太监郭敬。朱祁镇敕令郭敬不要接见也先，也不要给他粮食。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也先再次致书明朝宣府守将杨洪。杨洪奏报朝廷之后，朱祁镇要他礼遇瓦剌使臣。面对瓦剌的蠢蠢欲动，明朝北方的祸乱已近在眼前，但是英宗君臣视而不见。 正统十三年（1448年）三月，思机发再次掠夺孟养，明朝屡次谕令仍不从。英宗复命靖远伯王骥提督军务，都督宫聚为总兵，张軏、田礼为左右副总兵，方瑛、张锐为左右参将，率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土汉军十三万讨伐麓川。 明朝征伐麓川，明朝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连年征战，战争因将领腐化、统军失律造成了明军重大的人员伤亡，明英宗欲给麓川致命一击时，又起民变，征麓川大军只得调离麓川转去内地平乱，麓川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结束；郭琰的下番海船造完后沿海亦出现大规模民变，后因张昭反对再下西洋逐罢。

土木之变外因是也先南下，内因则是“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四周枭雄抓住战略窗口，华北瓦剌脱欢逐渐统一蒙古各部；华南交趾黎利开始攻城掠地；西南麓川蠢蠢欲动不断试探；西北被脱欢渗透；东北奴儿干军纪败坏。但即便是这样的形势，可洪武之治、永乐盛世的余绪还没有耗尽，怎么也饿不到，三杨也不用太花心思为自己的食衣住行搞边谋，同时，虽放弃交趾但永乐打开的西洋国际视野还在。只要留在边地，不用太担心蒙古南下，瓦剌三王与和宁王也正在互相攻伐，四者渗透弃地也要花费时间。宣德可以干的事情很多很多，自然开心。只不过即使没有土木堡开始的事情，这粉饰的太平也是一定要破，边谋也是必须每个边人自谋，无非没到时候而已。前者西北宣德初给瓦剌交投名状放去哈密的弩温答失里的作用还没突显出来，西向亦集乃旧城国门还没被麦克零部彻底打开，福寿膏也还没进来；华北东胜卫，者者口守御千户所旧地还没有进来骑兵，边军打击进入黄河北沙净州地区的游骑是破坏团结；东北内迁奴儿干，让建州自己管理自己，跟脱欢、阿鲁台一度来往频繁，自然看起来都好。不过后面不好的底子，无论哪个十年打的，也都已经打下了，只不过还没爆发而已。离边疆较远的京师仁宣二帝认为本无边疆问题，纯属有心者煽动与边臣挑衅。卫所军士白荣、范济等则普遍力主严剿，屯守旧卫。这就形成了底层兵民什么都知道，就是说不出；中层将领什么都不知道，装什么都知道；高层镇抚大臣什么都想知道，就是不知道。但史书中北元对明代元的接受、边将素质、瓦剌势力在宣德时期对三北的渗透，一字不提。造成的效果就是土木堡仿佛不过是一夜之间瓦剌上层集体发疯南下，明廷集体糊涂导致的惨败。

也先有向明朝用兵的企图，最早可以追溯到正统八、九年前后。正统九年秋，边境上便有“比得降虏言：北虏计议待我使臣回日，即携其家属，于堆塔出晃忽儿槐地面，潜住分兵两路入寇。脱脱卜花王率兀良哈东侵，也先率哈密、知院西入”的传言。但是当时因兀良哈和女真还未被完全征服，瓦剌内部意见也还未统一，因此也先并未动手。这种趋势，到正统十二年后才明显起来。这一年内，邝埜、罗亨信、石亨的等文武大臣都一再提醒英宗，也先很可能会大举南侵。英宗对也先的野心并非毫无认识，但目光始终停留在辽东的兀良哈、女真诸部上。他预计也先可能会吞并此二部，因此一再强调必须加强辽东防守，防止唇亡齿寒，然而却并没有拿出通盘的应对策略。正统十二年底，瓦剌发生小规模内讧，蒙古人阿儿脱台南逃至明，向明朝报告了一个重大的消息：迤北鞑靼阿儿脱台来归，自言居也先帐下，与平章克来苦出有衔，恐见害，故来归。因言也先谋南侵，强其主脱脱不花王，王止之曰：“吾侪服用，多资大明，彼何负于汝，而忍为此，天道不可逆，逆之必受其殃。”也先不听，言：“王不为，我将自为，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又，也先尝放其所获夜不收二人归京师，非美意，实欲窥朝廷所为何如。”上命阿儿脱台为南京锦衣卫带俸所镇抚，给冠带房舍。也先虽然处处以“大元皇帝”的代言人自居，声称“我每问天上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来”，似乎颇想消灭明朝，取而代之。然而从“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也先最想要的东西，并非土地城池，而只是财富与替代黄金家族。

先锋迎战

猫儿庄之战

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也先召集诸部，兵分四路进攻明朝边境。脱脱不花以兀良哈攻辽东，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围赤城，又遣别骑攻甘州。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大同，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于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一带）迎战瓦剌，迅即兵败战死。

阳和之战

1449年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率兵一万赴阳和（今山西阳高西北）防御。紧接着，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左参将石亨等率明军与瓦剌战于阳和。由于太监郭敬从中作梗，致使明军大败，全军覆灭。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单骑奔还逃回大同城内，郭敬躲藏在草丛中才躲过一劫。

也先军队锐不可挡，大同明军交战失利。塞外城堡，接连失陷。明军几经接战，前线败报频传，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则认为“边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将士用命，必可图胜”，朝廷应以守为主，劝谏英宗“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但英宗不听，在不知瓦剌军队主力方向的情况下，诏令迅速集结军队，两日内出兵讨伐也先。

英宗亲征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不顾吏部尚书王直等群臣反对，偕同王振率大万御驾亲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

此次出征，诏下两日大军即匆忙集结启程，各项准备均不足，上下一片混乱。亲征诏书下达后，英宗对文武大臣的多次劝谏置之不理。英宗虽然名为亲征，但军务大事皆由监军太监王振决定，将领处处受王振节制，无法按己意指挥作战，而王振不懂军事，指挥接连失当，致使明军屡战屡败。明军出京西行，之后前方败报频传，一路伏尸蔽野，军队士气低落，加之风雨交加，众皆危惧，军纪大坏。随军群臣多次上表劝谏英宗止行，王振大怒，命上表群臣到阵前助威。大军尚未到达大同，明军已经开始缺粮。士兵饥疲交加，沿途多有僵尸。而瓦剌军队佯败避战，引诱明军深入险境。七月十六日甲午，车驾发京师，夕次康家岭。七月十七日乙未，次龙虎台夜惊。七月十九日丁酉，过居庸关，风雨连朝，六军患苦，文武将士皆无纪律，群臣请驻跸，不许。七月二十日戊戌，次榆林站。七月二十一日己亥，次怀来。七月二十二日庚子，次雷家站。七月二十三日辛丑，驾至宣府。风雨大至，边报益急，扈从群臣复交章请驻跸。王振怒，俱令略陈。七月二十四日壬寅，次鸡鸣山。众皆危惧，上素以事付振，振益肆威拒，言折辱诸大臣，必进师。我师渐进，敌渐退伏塞外。七月二十五日癸卯，次万全峪。七月二十六日甲辰，次怀安。是夜，黑云四塞。七月二十七日乙巳，次天城西。七月二十八日丙午，次阳和。七月二十九日丁未，次聚落馹。

瓦剌军路线

西路军晓将阿乐出率两千余兵（景泰元年正月两万两千叫关陕西宁夏，景泰元年闰正月三万余寇陕西宁夏）入侵，抵达陕西肃州、镇夷（这处人马数量未知）等处。任礼派裨将抵御，两战两败，损失士马以万计。东路军脱脱不花王率三万余兵经古北口寇辽东，本人更亲率一万余在广宁镇静堡对辽东兵力的反应进行弹压测试后便谋划进攻海西。中路军的也先率九万寇大同，后又对本部兵员补充三万余、阿剌知院率三万余（另一说两万）经居庸关寇宣府，四路瓦军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联合军事行动，阿乐出和脱脱不花则是为也先、阿剌知院二人打掩护的疑兵。

行军路线

八月初一，明军到达大同。八月初二，英宗驻跸大同。雨益骤，始议旋师，王振又下令继续向北进军，途中众文武大臣多次劝谏。兵部尚书邝埜冒死闯进英宗行在“力请回銮”，户部尚书王佐整日跪伏在草丛中，请求皇帝南还，钦天监监正彭德清以天象示警相劝，皆为王振叱回。学士曹鼐说：“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王振生气的说：“倘有此，亦天命也。”大概就在此日前后，英宗见到了镇守宣府的杨洪，并命令杨洪随军同行。此时独石马营早已丢失，杨俊也早已逃回，杨洪却只字未向英宗提起。

而此时随行官军中，也有不少人愤恨王振胡乱指挥，企图采用非常手段干掉王振，强行逼迫英宗回銮。吏部郎中李贤便是其中的一员：次日，当过鸡鸣山，众皆惧，无不叹息怨恨者。予不胜其怒，与三五御史约，谓：“今 天子蒙尘，六军丧气，无不切齿于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于驾前，数其奸雄误国之罪，即遣将领兵诣大同，而驾可回也。”欲谋于英国公，不得间，竟行，人人自危。这件事，还有些史料记在大学士曹鼐名下。事实上，很可能他们都是一起参与谋划的。只是英国公张辅老迈怕事，不敢承担风险，此事便只得流产。后人黄景昉在论及此事时便感叹“安得陈玄礼再生为快”。只是杀掉王振容易，可想要在政变之后稳定大局便难了，万一全军哗变，后果同样不可设想。

不久驸马都尉井源战败的消息传来，镇守太监郭敬秘告王振以现 在的形势断不可再向北前进，由于杨铭《正统临戎录》中记载：“有也先到边，将大同等处人马杀抢回来，又于八月复领人马犯边”，李实的《北使录》中也有“直至大同，命平乡伯领军与虏出战，败绩”的记载，证明当时很可能确实有小规模的战役发生。很有可能因为英宗是听到了也先又将卷土重来的消息，或干脆就是因为陈怀的战败，心中害怕，才加快了行军速度，希望尽快回京。此时王振才开始打算班师。八月三日庚戌，遂起兵班师返程时，大同总兵郭登告诉学士曹鼐等人，车驾宜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进入，王振不听。“大同副总兵郭登请学士曹鼐、张益，谓车驾宜从紫荆关入，可以避虏。鼐、益入奏。既而令下入紫荆，人情大安。行四十里，忽折而东。盖振闻辎重被虏所遮，乃麾军复由故道耳。”东还，其夕营于双寨。有黑云覆营，如盖，须臾，大雷电，风雨彻夜，惊乱。

宣府谍报

八月四日辛亥，次滴水。八月五日壬子，次洪州方城。八月六日癸丑，次白登。八月七日甲寅，次怀安城西。八月八日乙卯，次万全峪。八月九日丙辰，次阳和北沙岭。八月十日丁巳，次宣府。此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至。 然而英宗一路行军，锦衣卫、夜不收全无两路瓦剌军队全景敌情谍报。直至八月十三日庚申，大军将发，宣府谍报敌袭，瓦剌军尾随大军而来。瓦剌四路大军也早已开始行动。

宣大决战

辽东之战

当时辽东的最高文武官员，乃是辽东巡抚王翱和辽东总兵曹义。王翱是一代名臣，号称“正直刚方”“名德老成”；曹义“无赫赫功，然能谨守边陲”。然而在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战中，表现却均可谓一塌糊涂。

在脱脱不花的领导下，瓦剌大军进展神速，七月中旬，攻下了辽东镇静堡（今辽宁黑山县西北），守将赵忠战死。然后迅速在七月二十日兵临辽东巡抚的驻节之地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当时的情况，《国朝列卿记》中描写得比《明史》本传细致，现引用如下：是年八月（应为七月），胡虏也先犯师，分其丑类数万寇广宁，时翱方坐教场给赏军士，且戒约三军，分布将帅，为御虏计。不意虏骑前锋卒然突至，我军大溃，翱亟归坐城下，收拾散卒，众稍集。彼众我寡，度不可敌，乃下令坚壁固垒。间有谓城不可守以惑众者，翱怒勒剑示众曰：“敢为异谋者斩”徐俟虏怠，选精锐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蹑其后，或冲击其左右。贼不得息，且所掠辎重既多，不久遂遁去。

史料显示，当时虽然事发仓促，但王翱的指挥仍是十分镇定的。然而朝鲜方面的史料，却更能显示这一战的全貌：八月戊申，通事李裕德自辽东先驰报云：“臣谒都司王大人言，西有声息甚急，外郎谢本曰：‘今七月二十日，达达也先兵马夜入长城。广宁总兵官不知贼人，出校场散银于军士。也先兵马直来，总兵官与军士奔入城内，闭门自守。也先兵马围城三重，虏军卒一千，马八千匹。’又自广宁至辽东站路，人马夺掠殆尽。先骑至辽东西门，臣亦狼狈出来。”是日夜二鼓，报至，即召廷臣议两界堤备之事。己未，通事金自安到辽东，先遣人驰报云：“臣见东宁卫人朴镇，问声息，答云：‘达达围广宁，三日不拔，解围退屯于十里之地。’又东宁卫指挥高洪镇旅顺口子，闻达达声息，即率所领军驰入辽东城。守门者误以为达达兵来，颠倒闭门。初，达达来毁广宁等处长墻四十余里，守埤者走报，监军总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再报亦如之。又至再三，皆不信，略不守备。达达果突入，掳人畜不可胜计。达达执高丽及女真人，则曰：‘汝等本皆予种也’，使辫发，令效其衣冠。若执汉人，皆割鼻耳。东宁卫人曰：‘我等本是高丽人。中国之乱如此，欲投义州，但不识许入否。’”

从朝鲜方面的记述看，当敌军入侵的军报传到总兵处时，总兵等人竟然毫不置信，也未作一点防备，这才导致了这一场大败。虽然王翱能保住广宁，但也仅能做到坚壁清野而已，更不要说总兵曹义身为当地最高武将，根本起不到一点作用。幸好脱脱不花志不在此，略一深入便即退出。九月中王翱等人检点人马，发现此战可谓损失惨重：“达贼三万余人入境，攻破驿堡屯庄八十处，虏去官员军旗男妇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余口，马六千余匹，牛羊二万余只，盔甲二千余副。”而王翱和曹义，也被罚俸半年，这一场仗，辽东可谓完败。

甘肃之战

瓦剌入侵甘肃的将领不明。马文升《抚安东夷记》中说“正统十四年，也先犯京师，脱脱卜花王犯辽东，阿乐出犯陕西”，然经和田清教授考证，这个阿乐出是跟后来的套虏阿罗出混淆了，当时入犯陕甘的并非此人。王琼《北虏事迹》中记“正统十四年，北虏阿渠寇陕西”，待考。当时甘肃巡抚为马昂，总兵为任礼。对于这次战斗，《明史·任礼传》称“礼遣裨将御之，再战再败，失士马万计。”

明实录中十二月有一条记载，记述此战相对详细：先是虏寇陕西镇夷，总兵官宁远伯任礼、太监刘永诚遣左参将都督王喜，奉御阮和、福保，都指挥马驯、谷聪、蓝成、王祥等击之，喜违礼节制，败于临水堡西，和、聪俱死镇守，肃州卫都指挥胡麒来援，亦死于是。礼等益兵，属右参将都指挥刘震等，于两山口截杀虏。方渡河，猝遇之，指挥阎震战死。刘震惧，收军，虏追之，震急趋墩匿焉。援兵至，震得脱，人畜为虏所杀掠者万余。诏杖喜一百，谪戍甘肃，保、祥等俱记罪，震置不问。巡按御史刘文言：“礼、永诚等既知喜败逗遛不援，震怯懦，其罪同，请俱治之。”诏宥礼、永诚罪，震责死状，还职。除了七八月份的这一战，到了九十月间，瓦剌的兵锋还未停止，不断有小股人马蹂躏甘肃沿边。统计这一战损失的人马粮草，则是“肃州卫屯田俱被达贼食践，烧毁无收，军士缺食”、“被杀掠人一千三百有奇，驼马牛羊一万三千有奇。”作为惩处，景帝以年老为借口，将总兵任礼调回京师。

鹞儿岭之战

此前八月初九亲征军或许为了捕捉瓦剌军主力的位置，刻意削弱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兵力，不留官军止留袁敏等九百人于宣府引诱也先来攻打，从而进行决战。

亲征军收到谍报后，明英宗遂按照亲征惯例遣三千营中的皇亲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领本部“鞑靼马队”作为“后拒”前往御敌及为后续大部队“探虏声息”，然寇突至，骤战不胜。敌兵据山上，飞矢石如雨，官军死伤略尽。吴克忠下马跪射，矢尽，贼围之，克忠以枪杀数十人而死，与吴克勤俱殁于阵。

鸡鸣山之战

将晚前方吴家兄弟战败消息传至，明英宗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余骑兵前去，至鸡鸣山时，监军刘僧不了解地形，在大军阵势没有摆开之前就贸然率部突入隘口会虏前锋。朱勇、薛绶担心刘僧出事，挥兵跟进，少却朱勇、薛绶促兵援之，杀伤甚重，巳而虏众悉至，结果明军在鹞儿岭中了瓦剌军事先设下的埋伏，遭瓦剌伏击，瓦剌军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明军被杀之殆尽，全军覆没。

驻跸意决战

“这种地形，便于大部队展开，是与瓦剌兵决战的好战场。所以，明英宗决定在这里停留下来，诱使瓦剌兵发动攻击，伺机将其歼灭。 然而，战场形势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十三日，当他在雷家站待敌决战时，瓦剌兵袭击了亲征军断后部队，恭顺侯吴克忠与弟都督吴克勤、子吴瑾奉命率兵回击，陷入敌伏，克忠、克勤战死，吴瑾逃归大营。英宗得知消息，已近傍晚，他命令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兵4万即刻赴援。援军走了50多里，到名为鹞儿岭的险要地段，再次陷入瓦剌兵伏击，全军覆没。该地段，今名鹞儿梁，在宣化县半坡街村东边不远，有国道110和乡道455经过。 明乎此，就可以澄清第一个问题，明英宗之所以未能及时返京而不得不驻跸土木堡，首先是他本人军事冒险所致。”同日英宗一行抵达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王振以自己的千余辆辎重车还未到达，下令就地宿营。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尽快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王振却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邝埜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更加生气，叱左右扶出。土木堡旁无水泉，各处的要道也很快被瓦剌军队占据。

人困马乏

正统十四年前，土木未筑堡，边墙未成墙，故独石守备赵玫上疏请求增兵“独石、马营、云州、赤城、雕鹗等七堡，止有军马七千分守，地广兵少，乞于腹里量拨官军，带领火器，前来训练备用。”宣府总兵官左都督杨洪言边备五事：“一，宣府操备哨守等项马步官军止13500余人，城堡关隘一十四处，内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新开口堡、野狐岭关，最为要害，其余白羊口等六堡，实非要地，乞归并以便戍守。”此前七月十一日左右明军守将杨洪之子杨俊在阿剌知院的攻击下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七月十五日杨洪通报马营被围的军报送达京城。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八月十四日，英宗想要继续前进，但瓦剌大军已经逼进，不敢动。明军人马无水可饮已达二日，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也被瓦剌军队控制。

瓦剌军队从土木傍麻谷口大举进攻，边镇口隘都指挥郭懋拒战终夜，瓦剌援军仍不断增加。瓦剌军在两马之间悬索休息，并用猎犬预警夜袭。

八月十五日，也先遣使诈和，以麻痹明军。明英宗召曹鼐起草诏书，派遣二个通事（通译）与瓦剌使者回去。王振紧急下令移营，军队行军秩序列大乱。明军南行三四里，瓦剌大军突然折回，“起营之时，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马来迎，疑是勇士。哨马不为设备，遂至败军陷驾。”，“四面攻围”，高层间谍“跛儿干及土木之败，即助虏反攻，射内使黎定。”，“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瓦剌铁骑进入明军阵中，大喊脱掉盔甲丢弃武器者不杀，明军很多裸体而死。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铸，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塘、郑瑄、大理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这五十二名跟随明英宗远征的群臣皆死于混战中。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高级文官损失惨重。

英宗被擒

混乱中，护卫将军樊忠在皇帝身边用棰将王振捶死，曰：“吾为天下诛此贼”（ 但据明英宗自己的回忆，王振是因为自责致使明军战败，引刀自刎。）在突围时杀死数十人后战死。明英宗突围不成，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 不一会儿，瓦剌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明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问明英宗时，明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明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立即去向他请安行君臣礼，献上各种野味美食。 卫拉特还缴获骡马二十万头及无数衣甲器械辎重。

政治

“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及英宗世，先朝宿将已尽”面对仁宣遗留下来的严重糜烂的边防形势。英宗、张辅、朱冲火或、王振、王骥等人甄选后起之将，其中于谦、范广、杨洪、石亨、石彪等人皆以敢战、机敏著名。这些后起之将，除了少数善终者，一部分战死于土木堡，另一部分为英宗复辟后所杀，土木之变致使明英宗被俘；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随行出征而没有实战经验的文官武将战死；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明英宗复位后更是杀了以于谦为首等众多权臣，导致明朝军政在土木之变之后第二次断层。

土木堡之变前，因靖难集团后裔多不知军事实践者全以古法空谈推演，且有实践者如朱勇统军失律，延误战机，视野多集中于国界之内。而明英宗、张辅、朱冲火或、王骥、王振以能把视野投射到异域迷雾的底层边将及文臣代之；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以精文代庸武的进度放缓，大量统军失机的将领被重新启用，从土木堡之后海西女真对明朝表现出明显的轻视、怠慢的姿态。明朝内部开始以边衅攻击对手，导致朝臣不敢言边事，此种情况亦被瓦剌间谍所利用攻击发现者和各边名将。

标志明英宗亲征以失败终结的土木之变这一明史重大事件，因与宦官专权纠结缠纽，在明清时期相关历史书写中，为了适合宦官专权话语的建构，其诸多关键环节的真相被遮蔽、曲解。亲征决策环节，明清宦官话语以“劝成”甚至“逼胁”强调了王振的影响。不论是“逼胁”抑或“劝成”，所体现的是文官集团的话语霸权以及专制君主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清算形式，另外加上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需要。这是宦官话语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真相。连带对麓川之役的评论“泛朝政化”，以朝廷政治斗争的视角考量边疆问题。对王骥主持的麓川之役的地缘得失利弊没有进行很好的总结，导致弘治年间腾冲移卫之争、万历云南六驿十三堡、明末清初八关九隘等事件上一直在重复问题。缺乏应有的边疆观和疆域主权意识。

明英宗南归后，以及皇储问题，景泰、天顺年间，明朝皇权斗争愈发激烈，朝臣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左右摇摆、嫁祸诬陷，斗争也更加残酷。

此期间的内阁也并未发挥出它的作用。正统前期政归内阁，三杨为轴，制度也渐趋完善，但无法阻止自身实际作用的逐渐下降。土木事变发生前后，内阁作为与皇帝最为亲密的辅政机构，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军事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明朝接到也先领导瓦剌军队侵犯的情报，明英宗朱祁镇决定北伐亲征，十六日从北京出发。明英宗企图再现五年前正统九年边军征讨兀良哈的成功体验。然而，在明英宗组编亲征军的时候，外卫的兀良哈征讨军却没有被编入。因此，避免了在同年八月十五日的土木之变中覆灭，得以幸免，并在土木之变后的京师保卫战中再次出师，在面对瓦剌军队时，以各种军功晋升。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这必然会引起相关的政策、制度的重大变化，突出表现 在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尽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达不到明朝顶峰时的状态。边防政策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军事制度上则是募兵制的兴起。

蒙古

土木之变使明军不战自溃。北京围城不下，蒙古内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终于兵戎相见，脱脱不花汗败亡。也先称汗，但他无法解决造成封建割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而为人又心胸狭窄，荒于酒色，终于兵败被杀。

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愿在漠北过艰苦日子，借此机会转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隶各地。一些内地的汉人由于痛恨明朝暴政而投降也先，去了蒙古高原。

1449年9月1日的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央军队第一次发生的一场失败战役。开平近迁，则守卫益薄，虽置万全都指挥使司，不足以镇伏山后诸部，故再传而有土木之变。由于英宗朱祁镇昏庸荒淫，宠信任用宦官王振，朝政混乱，民不聊生，暴露出明廷的腐败，人民反抗连年不断，对此瓦剌部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称兵犯边。土木之变，除了军事指挥错误的直接原因外，与长期以来明朝北方边防被破坏有密切关系，是北方边防废弛，明廷统治集团政治腐败，蒙古瓦剌部势力急剧膨胀的必然结果。经此打击之后，明廷如惊弓之鸟，内外矛盾立即激化，并日趋严重起来。大明朝的统治，由此开始走了下坡路。 而朝中的士大夫为防止明朝重蹈北宋灭亡覆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叶盛：以往事言之，独石、马营不弃，则乘舆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则虏骑何以薄都城，即是而观，边关不可不固也。

于谦：曩自逆虏犯边，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

袁敏：臣知胡寇猖獗，所谋非浅，即于营中具本奏：留大将一员统领官军三四万及臣等报効之人，相机于要紧之地住札，以御虏骑突冲。于时太监王振专权，不留官军，止留臣等九百人于宣府总兵官杨洪处操备。向使其时用臣所言，命将屯兵于宣府城南或鹞儿岭扼塞之处，纵虏贼欲击大营，而此必能御敌。岂致一败至于如此之甚乎，此实王振专擅之罪。

聂忠：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俱用红盔、黑甲。正统年间改造明盔、明甲。十四年太上皇帝亲征胡寇，回至土木，起营之时，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马来迎，疑是勇士。哨马不为设备，遂至败军陷驾。

李实：中国人民多如草芥，土木失利，出于不意，未可以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有替。

把秃：亦非我每勇力，乃天的气候。

杨善：太平日久，将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从随驾，初无号令对敌。因四方无虞，只修营寺宇而已，何曾操习，被尔虏兵陡然冲突，如何不走。”

李贤：“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石天柱：北虏年来其势愈甚，而吾亡卒多为之向导，朵颜新与之和亲，沿边兵食俱乏，攻守无具。万一有奸邪结虏，敢为内应，如己巳土木之变。其何以御之。

刘飬粹：蕃部日盛，土木之变乘舆为其所获，而始追究于大宁之弃，使三卫为之乡道也。吁可以观世变矣。

杨铭：朵颜三卫为东北藩篱，岁入朝贡，熟知道路，向被虏酋也先招为乡导，致有正统己巳之变。

马文升：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备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军，私借一马者，皆有重罚，虽有兴造竟不劳军，三十馀年海内晏然。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于武备尤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虏远遯。宣德以来武备渐弛，迨至正统，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败迩。

蒋冕：英庙出塞征虏，诚欲为国为民剿除边患，非事廵游也，然虏未及征，已有土木之变。

霍韬：世传三杨入阁，极一时勋名之盛，不知三杨坏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要安，苟且度日，卒始正统之乱。

谷应泰：然予尝论之，寇准饶学术，可以战而真宗受盟；王振少方略，不可以战而英宗骤举。是则澶渊之会，以重发而丧功；土木之变，又以轻为而至败耳。彼王振倡谋，喜宁反噬，虽一死沙场，一膏斧锧，而罪浮罄竹，报不蔽辜。宜乎靖康诛童贯，而贾生之书必欲缚中行说而笞其背也。

赵中男：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瞻基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社 会制度，几乎无力阻止这一惨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边疆、武备、阉祸）的总爆发，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剧，也是瞻基个人的悲剧。

李新峰：“至修《明史》时仍粗汇实录与各家之说，对明显可疑的说法也没有作出解释，甚至专取叙述明军（土木之变）失败情况最严重的记载，不但贻误后人，且难免夸大失实之讥。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五章第三节指出：‘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迹，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所以《明史》‘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详实。’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还导致了《明史》在记录明代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总之，关于明前中期史实，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载特别是《明史》难以尽实，即连《实录》也未可遽信，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

战役争议

蒙古军人数

鄂尔浑河谷的“元朝岭北地区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的总数当在400万人以上。”其他人口则分布在贝加尔湖、中亚及漠南，明朝从谍者口中得知鞑靼瓦剌兵分四路：第一路为主力，也先带兵九万余进犯大同，后来也先又于十月四日在自身部队损失万余人之后又从草原调动三万蒙古兵从顺圣川对自身兵力进行补充；第二路为疑兵，脱脱不花带兵三万余经古北口寇辽东，意在海西女真；第三路为伏马，阿剌知院带兵三万余（一说两万）经居庸关寇宣府；第四路为疑兵，骁将阿乐出带兵两千余（天顺二年曾率两万寇掠，此次因为部队都被抽调到主力所以仅率两千）进犯甘肃马场。据蒙古史料《蒙古源流》记载：托欢太师之子额森（即也先）……遵其父遗言杀蒙郭勒津之蒙克拜。本日带领都沁·都尔本二部落行兵于汉地。都沁·都尔本蒙语意为“四十四”，实谓四十四万户，按照蒙古战时的四抽一，基本在十万左右。又按照朝鲜《李朝实录》所记载，瓦剌征服女直时一度出动过十万兵力。而叶向高的《四夷考》，根据记载，正统七月，也先遂尽发其所率部落犯边，进一步说明也先基本派遣了所有能动员的兵力进犯明国。

明军人数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幼官、舍人组成。关于班军，“宣德元年，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令每岁输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皆隶前班”，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 法未废，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人。

关于京卫操军，《实录》载：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边备御，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息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正统二年，“命太保成国公 朱勇选军。先是，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两个月后，“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干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干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昕训练备用。十五万军中必然己本包括京卫军，续选即应指所述四类，所增加者，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余悉归三大营。”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部。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当时正统年间整个京师所能容纳的常规兵力上限是18万，景泰元年于谦因为把援军留在京城，总兵力24万，结果操练场都不够用。按照北京保卫战容纳极限24万，减去京营留守京师剩余不满十万的羸马疲卒，减去被矢石砸死的皇亲吴克忠、吴克勤率领的1万5000人，再减去中伏被歼灭的朱勇、薛绶率领的4万5000名先遣骑兵，经过一系列分兵减员，朱祁镇至土木堡时约剩八万人左右，这个数字恰好和《李朝实录》中李朝在明朝内部的情报网所捕获的情报记载：“七月十七日， 皇帝领兵八万亲征” 相吻合。相对于十四万士兵的损失， 民夫、骡马的损失应该更加惨重。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的全民皆兵不同，古代游牧军队只需要食饮行军肉糜及马蹄血即可就近打草谷取食，而农耕军队运转的行军体系，北宋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作过一番颇为精确的计算：“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放回运夫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准援卒所费。）……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八万驻战之卒的后勤口粮相当可观。

土木堡遗址位于河北怀来县境内土木村中，明军行军不度地形数据，土木堡是个高地，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辛酉，车驾次土木，先是每夕驻跸，必预遣司设监太监吴亮相度地势，至是，振以军失利慙恚即止于土木。地高无水，掘井二丈馀，亦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旁近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菽园杂记》中说，陆容本人曾调查过此地地理，当地人说：“此山旧有泉一道，流入浑河，未尝干涩，至此适涸”怀来当地的地下水情况如何不可考，但太宗北征既能两次在此驻扎，想必水源应是有的。因而明军断水，也算倒霉。让使臣火吉、马亮带去瓦剌营中，瓦剌便作势后退，让出桑干河。王振见状忙命令抬营就水，被惊恐、口渴折磨了一夜的士兵疯狂冲向河边，一时之间毫无秩序，阵脚大乱，“回旋之间，行列己乱，争先奔迸，势莫能止。”瓦剌趁机四面包抄而上。明军毫无斗志，“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瓦剌四面冲杀，“虏骑蹂阵而入，奋长矛以击我军，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众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如今只剩下两段城墙的土基。2008年，当地人在土木堡战场上竖起了古战场牌坊，建立起来明朝“土木之变”遗址。文物部门开始研究古战场保护方案。

《龙庭争霸》

《大明王朝1449》

《萍踪侠影》

《国宝档案·津门寻珍——土木之变》2013年12月16日。

《女医明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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