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字茂宸，1883-1925年12月25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奉系著名爱国将领之一。

郭松龄高大挺拔，朴素简朴，平素穿一套布军服，其穿布军服又长得像白俄兵一样高大，因此遂被人呼为“郭鬼子”。他曾是张学良教官，后起兵反张作霖失败，于1925年12月25日被杀害。

中文名：郭松龄

出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妻子：韩淑秀

毕业院校：奉天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大学

出生日期：1883年（癸未年）

逝世日期：1925年12月25日

主要成就：参加护法战争
发表《反奉宣言》
成立东北国民军

师徒：张学良

去世地：辽中县老达房

别名：郭茂宸

郭松龄出生于奉天东郊渔樵寨村（今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赵家铺村），祖籍山西太原。据族谱溯源和后人代代传述，郭家是唐朝名将、祖籍太原晋阳的汾阳郡王郭子仪的后裔。郭松龄的远祖在明朝迁来东北戍边，到清代由于世乱和兵祸，家业无存，其祖父一代迁到渔樵寨村落户。郭松龄的父亲郭复兴曾想追求功名复兴家业，但家境的衰落迫使他放弃进仕之路，在乡村做了一名私塾先生。郭松龄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勤劳善良，尽管自家不富裕，也常救济比自己更困难的人，这给郭松龄以很深的文化影响。

郭松龄19岁时，父亲在省城找到一份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得以维持，而辍学7年的郭松龄也可以不用帮工种地了。 1903年，郭松龄进入省城东南常王寨董汉儒先生开设的书院继续学习，希望从此踏上仕途。在这里，郭松龄接触并研习了一些新兴知识学科，尤其是一些西学使他开阔了视野。但是，学习不到两年，因日俄战争的爆发而再次被迫辍学。郭松龄的家乡是日俄交战区，炮火毁坏了许多房屋，居民也有不少被打死打伤。日俄战争的灾难给郭松龄的触动是巨大的，也由此动了从军报国的念头。

1905年秋，盛京将军赵尔巽在奉天大北关设立奉天陆军小学堂，以培养陆军初级军事人才。郭松龄恳求在将军衙门当差的远房姑爷做担保推荐人，并以优异的成绩受到主考人的赏识而如愿以偿。1906年，郭松龄被选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学习。这是一所全新的中等军事学校，由赵尔巽在奉天陆军小学堂内增设，以便加速培养军事人才。郭松龄在这里学习期间和担任教官的同盟会成员方声涛的关系很密切，并从他那里接触到民主革命的思想。

1907年，郭松龄以优等成绩毕业。见习期满后，充任盛京将军衙门卫队哨长（相当于排长），由于带兵严谨，勤于职守，深得陆军统领朱庆澜赏识。郭从此与朱结成亲密的部属关系，并长期追随在朱的左右。

1909年，朱庆澜调入四川驻防，任陆军第三十四协协统。郭松龄随他一同入川，任第六十八团连长。朱庆澜虽不是同盟会会员，但很支持同盟会的活动。在他的掩护下，军中成立了同盟会组织，并聚集了一批同盟会会员，如程潜、方声涛等人。1910年，郭松龄经方声涛、叶荃的介绍加入新军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早期成员之一。

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四川同盟会利用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围攻成都。已升为第六十八标第二营营长的郭松龄负责成都北部的防守，他对群众婉言相劝，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就解了围。结果，川督赵尔丰以通匪嫌疑撤销了他的营长职务，后在朱庆澜的恳求下才恢复原职。武昌起义后，四川各地纷纷独立，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朱庆澜任副都督。但不久，川籍将领鼓动地方军队发动兵变，朱庆澜与客籍将领被迫离开四川。与朱有密切关系的郭松龄也无法立足，辞职回到奉天。

1911年，升任第68标第2营营长。武昌起义后，朱庆澜受排挤离开四川，郭松龄返回到奉天。在奉天参加了张榕领导的联合促进会密谋起义，但遭清政府当局逮捕，欲处以斩首之刑，后经韩淑秀冒死拦截刑车，述说郭松龄是其未婚夫，返回奉天是为举行婚礼，从未参加革命党，才获得释放。郭松龄与韩淑秀结为夫妇。

1912年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1913年秋，郭松龄考入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1917年，孙中山组建护法军政府，郭松龄投奔孙中山，后被委任为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后转任韶关讲武堂教官。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无法留在广州，只得返回奉天，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在此期间结识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经张学良的推荐，郭松龄被张作霖委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1921年，张作霖又委任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领导的第三旅组成司令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败，只有张学良与郭松龄领导的东路部队有胜利，打破了吴佩孚突破山海关，实现直捣关东的计划。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与郭松龄担任第三军的正副军长，与姜登选、韩麟春为正副军长的第一军作为奉军的主力，击溃直军并获得胜利。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京榆驻军司令部的司令，郭松龄任副司令。张作霖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占领南方各省，郭松龄则提出要退出关内，保境安民，但建议却未被张作霖采纳，政治上又受到杨宇霆等人的排挤。

1925年，郭松龄与夫人到日本考察军事，听闻张作霖正在日本购买武器，要与南方的国民军开战，郭松龄愤慨至极，遂决定联络冯玉祥共同反奉，事后却被冯玉祥出卖。同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同时杀害了姜登选，发表反奉宣言。郭松龄率七万大军攻占山海关，夺取绥中、兴城，冲破连山防线，占领锦州。奉军全部退却到辽河东岸据守。郭军在攻打新民县巨流河时，却遭到日本关东军袭击，后方被从黑龙江来支援的奉系吴俊升切断，白旗堡的弹药库被烧，日本飞机对郭军阵地进行轰炸。郭军不敌，一败涂地。郭松龄与夫人化装逃跑，12月24日在新民县一个农家的菜窑里被奉军逮捕。25日，被押至辽中县老达房后，郭松龄与夫人韩淑秀被枪杀，张作霖命令曝尸三日方可收葬。

郭松龄是个有雄心有抱负的人，虽然经过几次挫折，但他并没有放弃从军愿望。1912年，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第二年的秋天又考入中国陆军大学。在这里，郭松龄学习了3年，研读了德日近现代军事科学。经过刻苦学习，郭松龄不仅掌握了当代最新的军事知识，具有一定的指挥才能，而且获得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在同代军人中脱颖而出。

1916年，郭松龄从陆大毕业，因成绩优异，被特聘为北京讲武堂教官。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发起护法运动，郭的老上级朱庆澜就在孙中山的麾下担任广东省省长。听到这个消息，郭松龄毫不犹豫辞去官职，只身南下，投奔到革命军阵营中。朱庆澜对老部下的到来非常高兴，先后任命郭担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和广东省警卫军营长等职务，后来又调郭松龄任韶关讲武堂教官，为广东军政府训练军队和培养军事人才。

在广东期间，郭松龄目睹军政府政令、军令不能统一，对实权操纵在地方军阀手中的状况很是忧虑。便寻得一个机会，拜谒孙中山，慷慨陈词，建议：“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孙中山对这个年轻军官的见识很是欣赏，曾不止一次在下属中夸奖郭松龄。

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一批追随孙中山的国会议员和军人被迫相继离开广州。失望加怅惘的郭松龄无法继续留在广州，便于1918年的秋天重返奉天。

委以重任

1918年末，回到奉天的郭松龄经陆大同学秦华（时任督军署参谋长）的推荐进入督军署任少校参谋。 1919年2月，张作霖因增编陆军混成旅急需军事人才，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

当时，张学良也在讲武堂学习，为第一期炮兵科学员。如果说奉军是张作霖的“家兵”，那么，讲武堂就是张作霖的“家校”。讲武堂教官多对张学良甚为关照甚至逢迎，唯独郭松龄“管教甚严，决不稍加宽容”。张学良是一位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的青年，接受过西方思想。郭常向他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这对张学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郭对学员要求极严，而他自己也能做到和学员一样，不怕吃苦，真正做到严于律己。特别是郭松龄深厚的军事造诣让张学良十分佩服，深为能遇上这样的良师而感到幸运。此时的张学良与郭松龄可以说亦师亦友，“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因此，当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担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时，便向张作霖推荐郭松龄任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这是郭松龄受到张学良信任和垂青的开始，此时是1920年。

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后，专心致力于训练、整顿军纪，进行军事教育。不到1年时间，卫队旅的面貌大为改观，绿林弊端一扫殆尽，军容一新，名冠各军。 1920年7月，张作霖入关调停直皖战争，郭松龄充任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的兵力击溃了皖军的两个旅。同年10月，郭松龄随张学良到吉林一面坡、密山（此二县今属黑龙江）、珲春等地剿匪，整个作战计划都由他制定，并与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亲率团队进攻，迅速平定匪患。

两次军事行动崭露出郭松龄的军事才能，使他在奉军中声名鹊起，也更受到张学良的信任。张作霖也改变了最初的怀疑态度，对他予以破格提升。1921年5月，郭松龄被提升为扩编后的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任旅长的第三旅合署办公，而实际的行政、训练都由郭负责。在郭的整顿下，三、八旅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全线大败，各部一触即溃。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副司令的郭松龄负责具体指挥三、八旅，在他的指挥下，三、八旅撤退完整，并且在山海关一役中，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几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使得张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从此，张作霖对郭松龄有了好感。张学良对他的信任更不待言，常向人毫不掩饰地夸奖郭松龄的治军才能。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信任和依赖是超乎寻常的，当时三、八旅的事务一般都由郭负责，整军和作战实际事务多由郭松龄操持。张学良如此放手，郭松龄对张学良也很尊重，平时做事都是经请示后才决定，从没有依仗被信任而有所跋扈，而且凡是张学良坚持的事，他多是服从。时人评价说：“张对郭推心置腹，而郭对张也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的灵魂”。而张学良自己则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可见他们二人的感情之深。

甘为人梯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不甘心失败的张作霖积极整军经武，并总结失败教训，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整肃军纪，训练新军。张作霖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张学良任参谋长，实际由郭松龄代理。张作霖将奉、吉、黑三省军队统一以“东北军”的番号，取消师制，改为旅制。张学良的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仍合署办公。郭松龄凭借张学良的支持，对二、六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二、六旅成为东北军的精锐。郭松龄本人也赢得了“大公无私、量才使用、信赏必罚、甘苦与共”的称誉。郭松龄常说：“凡平日升官心切的人，就是战时最怕死的人；平时钻营门路的人，就是轻弃职守的人。”郭松龄在军队中推行军需独立，这是旧军阀部队实行正规化的重要改良步骤。军需不再是长官的私人账房，而是部队供给的保障。蒋介石后来说，东北有两件事值得学，一件是王永江的理财之道，另一件便是军需独立。

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以张学良为军长、郭松龄为副军长的第3军，虽没有攻入山海关，却一直吸引着直军的主力。郭松龄率领第3军主力增援九门口后，激战石门寨，出击秦皇岛，所向披靡。山海关大捷使张学良与郭松龄的名声大振，他们在奉军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据张学良后来回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60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说：“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松龄倒戈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老派”、“新派”。老派是奉军中的实力派，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结拜兄弟，成员有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在奉军中都担任军政要职。新派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都是军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这些人对杨宇霆甚为依赖，视杨为“智囊”、“精神领袖”。

“陆大”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以郭松龄为首。张学良虽不是陆大派的首领，但对陆大派最为赏识和拔擢，陆大派成员多是担任师长、旅长等职。郭松龄和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一样都是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而杨宇霆倚仗张作霖的信任，极力主张奉系势力向中原地区发展，俨然成为张作霖称霸中原的最得力助手。杨宇霆和郭松龄都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杨宇霆专横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圈。他仗着大帅张作霖的宠信，有时对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而郭松龄呢，属于那种不苟言笑的特别严肃的人，为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奉军在整编军队时，杨宇霆常限制二、六旅的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的供应，张学良都感到“事事受杨的刁难”。杨与郭历来不合，分别仗着老帅和少帅的宠信，更成水火不容之势。

冯玉祥赶跑直系军阀、控制北京后，奉系张作霖对他虎视眈眈。因缺粮缺饷，冯玉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秘密联系奉系少壮派将领郭松龄，打算里应外合，联合反奉。

郭松龄之所以倒戈，冯玉祥和李景林能够与之联合，是重要的外援。有了这个外援，不但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得到配合。从冯玉祥与郭松龄签订的密约看，双方应该真诚配合。但是，冯玉祥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在背后挖了郭松龄的墙脚。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地盘之争。据何柱国回忆：张作霖原先预定由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不料杨宇霆也想要个地盘，结果杨去了江苏，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郭松龄则落了空。郭松龄在此次直奉战争中功高而未获赏，心中极为不满。后来杨宇霆、姜登选将苏、皖丢失，郭松龄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失败，断送了3个师的兵力，现在杨宇霆又缠着老帅，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杨宇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请少帅来当家。”此时，郭松龄已露出反奉的心思，但张学良没有在意。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作为奉军的代表去日本观操。日本参谋本部一位重要职员去拜访他，问他到日本是否还有代表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才知道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此事激起郭松龄的强烈义愤，郭便将此事告诉了当时同在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郭对韩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并请韩向冯玉祥转达自己的合作意向。

同年10月24日，郭松龄应张作霖的电召回到奉天，随后被派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国民军。郭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他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安置亲信，与冯玉祥频繁联系，为武装反奉作准备。

11月13日，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李景林等将领开会，传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密令。郭在会上公然抗命，痛切陈述不可再战。此时，张作霖也察觉出郭有异心，遂发急电令郭调所部集中在滦州，回奉听候命令。郭于是立即派人携带一份密约去包头与冯玉祥接洽，双方议定由冯玉祥据西北，直隶、热河归李景林，郭管辖东三省，冯、李共同支持郭军反奉。

11月19日晚，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秘密召集亲信旅长刘伟、范浦江、霁云、刘振东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公开表示对张作霖、杨宇霆所作所为的不满。11月20日，郭松龄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下令部队撤退到滦州。

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郭松龄将所部整编为5个军，郭亲任总司令，原炮兵司令邹作华为参谋长，刘伟、霁云、魏益三、范浦江、刘振东任军长。1925年11月23日，七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一场血战拉开帷幕。

拒不回头

郭松龄敢于起兵反奉，不仅因为他是一名民主革命者，与张作霖等旧式军阀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与张学良的充分信任和纵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良秉承父亲张作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风，对郭松龄有着超乎寻常的信任，这在奉系集团内部早已成为美谈。因此当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时，张学良对郭松龄则“每表同情”，并不加以制止。

攻占锦州

1925年11月28日，郭军攻占山海关。 同年在山海关将部队更名为“东北国民军”，官兵一律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绿色标志。郭松龄不再盗用张学良的名义，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通电，电告全国，随即率部队出关。张作霖也在11月30日正式发布讨伐令，命令张作相、张学良在连山一带迎战。

郭军出关后原计划攻取锦州，然后夺取奉天。不料李景林突然背盟，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开战，并扣押郭军在天津存放的钱款和6万套冬装，使郭军的给养发生困难，并威胁郭军的后路。为防备李景林从背后偷袭，郭松龄命令魏益三的第五军回守山海关，同时请求冯玉祥派兵援助。但冯玉祥犹豫不决，迟迟按兵不动。所以，郭军一开始就陷入无后方的境地，还要分兵对冯、李加以戒备。

1925年12月2日，辽西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风雪。这场大雪使张作霖喜不自禁，他认为郭军的冬装被李景林扣押，士兵在这样的天气下穿着秋装难以持久，只要奉军坚持住，便可使郭军不战自溃。但出乎意料的是，郭军却利用大风雪的掩护，从结冰的海上进行偷袭，迅速突破连山防线，并于5日清早夺取连山。接着，郭军马不停蹄，对锦州发动进攻。奉军只有一小部分进行抵抗，大部分一触即溃。12月7日黎明，郭军攻占锦州，形势的发展对郭松龄非常有利。

当时，张作霖所能调动的只有张作相的第五方面军5万多人，黑龙江的部队由于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拒绝运送张的部队而无法及时到达。1925年12月5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到奉天后，张作霖大失常态，形势逼迫，张作霖准备下野。

兵败身亡

1925年12月初，郭松龄正率大军向沈阳进发，战斗处于激烈的白热化状态，正需要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声援。但恰在这个时候，冯玉祥却突然率军大举进攻李景林的部队。直隶督办李景林，也是郭松龄反奉所联系的对象，在郭松龄起兵前，李景林已经宣布脱离奉系，加入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联合阵线，冯玉祥也为此感到高兴。这个时候，冯玉祥为了拓展自己的地盘，进攻李景林，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郭松龄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不仅如此，在郭松龄起兵时，镇守热河的阚朝玺拥兵观望时，冯玉祥觉得有机可乘。他突然出兵，夺取了热河。

这场内讧，使在辽宁与张作霖正面作战的郭松龄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郭最终在白旗堡战败身亡。

日本乘危出手

在郭松龄起兵之初，日本人明里打着“严守中立”、“不干涉”的幌子，背地里却与郭松龄接触，企图乘机取得过去没有得到的利益。

拉拢郭松龄失败后，日本人转而与张作霖接触。在此危急时刻，张作霖慌不择路，也希望日本人能够拉自己一把。张作霖向日本人表示，只要能保住他的地位，“一切要求都好商量”。日本人乘机提出增筑吉会等7条铁路、获得商租权等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张作霖为一时之急，同意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双方订立了反郭密约。战事结束后，张作霖对日本人所作的承诺全部反悔，作为补偿，张作霖亲自携带私款500万现大洋酬谢日方有关人员。但此举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日后被炸身亡，即源起于这个没有兑现的反郭密约。

1925年12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奉日本内阁之命对张、郭两军发出警告：“帝国在该地有重大权利与利益。因此，在铁道附属地带，即我军守备区域内，因战斗或骚乱，对帝国利益带来伤害，或有危害之虞时……本司令官当然要执行必要之措施。”这一警告看似针对双方，其实对处于劣势的张作霖来说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12月10日，关东军参谋浦澄江中佐赴锦州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向郭松龄递交警告书，并恫吓说：“我帝国完全准备好了应付阁下任何行动方案，顺便转告。”郭松龄答复：“贵国在东三省之侨民生命财产，于本军范围内，当竭力保障其安全……惟对方反对本军和平主旨，恐不择手段。”

此时，大凌河铁桥及沟帮子铁路给水塔被奉军炸毁，不能通行火车，郭松龄被迫改变策略，以主力徒步向奉天进发。另派一旅袭取营口，抄东路侧击奉天。1925年12月13日，郭军前锋抵达沟帮子，右路军马忠诚旅抵达营口对岸。12月14日，郭松龄发表《痛告东三省父老书》，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布自己治奉的十大方针。

这时，日本人又向郭松龄递交第二次警告书。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秘密委派大石桥守备队长安河与郭接触谈判，做最后的拉拢。

拉拢失败后，日本人开始对郭军的进攻进行干预。1925年12月14日晨，日本守备队奉白川司令官的命令对渡过辽河开往营口市区的马忠诚旅进行强硬阻挠，迟滞了郭军原定14日对奉军发起总攻的时间。15日，白川司令官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14个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禁止郭军通过。随后，又假借“护桥”、“换防”的名义，从日本国内和朝鲜紧急调入两个师团，分驻马三家、塔湾、皇姑屯一带，拱卫奉天，一旦奉军危急，便可出动。

日本人的干涉使张作霖有了喘息之机。他迅速将残余的部队进行整编，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并在巨流河东岸布防。张作霖此时在巨流河的兵力约有六、七万人，而且有优势的骑兵。炮兵虽不及郭军，但使用的多数是由奉天兵工厂运来的新炮和日本重炮。而且，由日本人亲自指挥和操纵这些炮队，弹药也由日本人提供。

由于日军的干涉，郭军原计划南北夹击奉天不能实施，只得在巨流河一线正面与奉军作战。20日，郭军夺取辽河西岸军事重地新民，奉军无险可守，郭军进逼奉天。

郭松龄见大势已去，于是在1925年12月24日晨携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以及200多名卫队出走。临行前，郭委托霁云军长收容余部，向沟帮子、锦州方向转移。

邹作华见郭松龄已走，下令各军停止进攻，发急电给张作霖，报告郭出走情形。同时又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茂宸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在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至此，郭松龄反奉历经一个多月以失败而告终。郭松龄兵败后，冯玉祥则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地盘，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他冯玉祥国民军的天下。

起兵失败原因

一、志向超群。郭松龄为一员能将，奉军中杰出将领，但作为一方统帅则有些不足。为将时便已多次结怨同僚，又缺乏容人之量，所以难以形成牢固的班底，得势时自然尊大，失势则难免众叛亲离。于是只剩夫妻二人，舍军队而出逃，为追兵所擒。

二、形势复杂。郭松龄以为只要打进奉天就可以取张而代之，从此实现种种宿愿。然而军阀混战的年代，是难以个人意志转移的，郭一无主宰乾坤之实力，二无超越众人之眼力，没有明确的治政方针，盲目撕打只能使乱局更乱。反而使战火燃入东北。

三、军心不齐。郭松龄虽然掌握奉军精锐，却难以尽收将领之心。这与郭为人刻薄有关，只是为势所迫，不得附众。结果张氏传单一撒，军心惶惶，士气全无。时有郭军将士互问，“进奉天干嘛？打老帅吗？做人得讲良心。”其中炮兵指挥邹作华，就暗把炮弹引信取下，使郭军炮击虽中而不能炸。

四、盟友不力。郭与冯玉祥、李景林秘密结盟，相约共同讨奉。结果在郭李进兵时，冯部拒不支援，反而趁机袭取李军控制的直隶，激起李军愤慨，于是断了郭军前线补给，调转枪口与冯军开战。结果，在冯军成功攻占天津之时，郭松龄反被俘枪决。

五、外国干涉。郭松龄对待外国干涉，缺乏认识，更无有效应对。当日本干涉郭军反奉之际，尚未定下最后决心，实欲在郭张两家待价而估。因被郭严词拒绝后，于是彻底舍郭投张。郭君此举，似乎显出民族气节，但从外交战略来看则明显不智。《孙子兵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对待强大敌人，不可以单纯的硬碰硬，否则就会失败。可惜郭松龄对待日人干涉，不懂得妥善应对，亦没做好足够防范。郭松龄对于日本的军力，是认识的，但对日人的野心，却又小视了。此种心理，几与“九一八”时期的张学良如出一辙，终究落凄凉下场。

郭松龄起兵反张作霖 兵败后被曝尸三日

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里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农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经张学良不断向父亲推荐，加上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屡立战功，郭已成为奉军中的重要将领，掌握奉军的精锐师旅。

而一向把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视为己任的韩淑秀，始终在为国民教育潜心操劳。她曾在讲武堂为学员辅导操行道理；爱国人士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她又成为校董并亲自执教。为了筹集贫儿学校的开办经费，韩淑秀在社会上奔走呼吁，募得资金2万元，同时她还捐出了自己的积蓄。她个人的捐款，完全是夫妇俩节衣缩食省出来的。郭松龄当上旅长时，他们仍租住在大东关水簸箕胡同的一个西厢房里，生活极为俭朴。穷孩子们为了表达谢忱，在校长的率领下将一块“兴学育才”的匾送到她的家里。

两人一个从军一个执教，精心操持，但心里却越来越沉重。在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亲睹了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国家破败、百姓遭殃的情景，不由得对张作霖、杨宇霆之流继续扩军备战，抢夺地盘的行为大为不满。他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心积蓄势力，推倒军阀，整顿奉军。1925年秋，郭松龄偕夫人以参观军事学习为由，暂避日本。在日本听说张作霖派人正与日方商谈购置军火，以进攻国民军时，郭松龄愤慨至极，说：“我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于1925年11月回国，在天津秘密策划反奉，并向张作霖连连发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大权，宣布国、奉两军停止行动。随后将所辖7万人改编为4个军，挥戈东上。他的精锐部队斗志昂扬，以势如破竹之势，冲垮了张作霖的4万奉军的连山防线，直逼奉天。张作霖惊恐万状，悬赏80万元欲得郭的人头。他一面暗中勾结日本关东军反郭，一面准备逃跑。他对郭松龄的为人和底细非常了解，正因为了解，他才认为这回自己彻底完了。他已经开会布置关于下野和议和一事。他万分悲凉地调29辆汽车装上家私细软往返运到南满货栈，准备逃往大连。然后运来十余汽车的汽油及引火木柴，布满楼前屋后，随时准备将大帅府付之一炬。这时文武官员纷纷携眷躲避，商店关门，奉天城一片混乱。

然而在这大势基本已成定局的当口，日本关东军像鳄鱼一样浮出水面。平心而论，日本关东军不希望郭军得势，一旦郭军得势，他们的非法权益将得不到保障。他们以调停人的身份，两边斡旋，无非是讨价还价要双方各自承认“帝国在满蒙的权利”，如果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与谁兵戈相见。郭松龄面对鬼子威胁，义正辞严地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是中国内政！”“我不懂什么是日本特殊权利！”而情急之下，张作霖却口头上与日方缔结了密约，以承认日本在我东北有“土地商租和杂居权”等作为关东军出兵的条件。这样一来，在郭军乘胜进攻奉天时，日本关东军突然调来大批兵力，切断郭军后方，焚烧郭军弹药库，日军飞机也狂轰滥炸，郭军终因实力相差悬殊，一败涂地。

25日晨，张作霖派出卫队团长高金山去押解郭松龄，但随后不久，张作霖又下达了“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的命令。史料记载，杨宇霆担心夜长梦多，张学良会出手相救，便向张作霖进言即杀郭松龄，以绝后患。

张作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命令将两人尸体在小河沿暴尸三日，方可收葬。

1952年，为处理位于沈阳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公馆”房产事宜，郭鸿志再次回到沈阳。他随即写信给东北人民政府，请求允许在东陵区七间房墓地为郭松龄夫妇安葬。3天后，东北人民政府回信：政府与当地村政府联系，可以协商解决。郭鸿志随即找到七间房村政府。村政府有关人员说，已经接到东北人民政府通知，同意为郭松龄夫妇安葬。郭鸿志找到守墓人孙恩林，回到国公寨村，将郭松龄夫妇的棺椁运送到七间房墓地，在乡人协助下，终于将郭松龄夫妇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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