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1186年-1249年），字惠父，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中国南宋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

宋慈先后担任四次高级刑法官，后来进直宝谟阁奉使四路，一生从事司法刑狱。长期的专业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晚年所著的《洗冤录》是世界上第一本法医专著，是法医学里程碑式的巨著。

中文名：宋慈

别名：法医学之父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186年

出生地：福建建阳(今属福建南平)

朝代：南宋

陵墓位置：福建建阳市崇雒乡昌茂村西北

祖籍：河北邢台市南和县

逝世地点：广州

官阶：正二品或从一品

性别：男

主要成就：开创“法医鉴定学”

民族：汉族

逝世日期：1249年

字号：字惠父

代表作品：洗冤集录

职业：官员(法医学家)

赞誉：世界法医学鼻祖

官职：经略安抚使

人物关系：宋璟(祖上)、宋巩(父亲)

宋慈官居经略安抚使，据历史记载是三品以上官员，官阶一般为正二品或从一品。

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中进士乙科，朝廷派他去浙江鄞县任尉官（掌一县治安），因父丧而未赴任。宋理宗宝广二年（1226年），宋慈出任江西信丰县主薄（典颁文书，办理事务），从此正式踏上了仕宦生涯。绍定一至三年，在郑性之幕下参与军事；迄招捕使陈韡檄同监军李华平定莲城七十二寨寇，宋慈参赞居多。宋慈于绍定四年（1232年）陈韡奏其政绩，举为福建长汀知县（一县的行政长官），嘉熙元年（1237年）任邵武军通判（州府长官的行政助理），嘉熙二年（1238年）调南剑州通判，嘉熙三年（1239年）任提点广东刑（主管司法刑狱和监察），嘉熙四年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赣州知县。淳祐元年（1241年）知常州军事，淳祐七年任直秘阁提点湖南刑狱并兼大使行府参议官，次年进直宝谟阁奉使四路（宋分天下为各路，等于现在的省份），皆司臬事。淳祐九年（1249年），拔直焕阅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掌管一路之军事行政）。

经受教育

祖籍河北邢台市南和县，唐相宋璟后人，与理学大师朱熹同居建阳。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出身在一个朝廷官吏家庭，父名巩，曾做过广州节度推官。宋慈少年受业于同邑吴稚门下，吴稚是朱熹的弟子，因此，宋慈有机会与当时有名的学者交往。宋慈二十岁进太学。当时主持太学的真德秀是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发现宋慈的文章出自内心，流露有其感情，因此，对他十分器重。宋慈早年的师友，对于他学业的进步与后来的思想当有相当的影响。

官宦生涯

宋慈

宋慈一生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担任四次高级刑法官，后来进直宝谟阁奉使四路，也是「皆司臬事」，可见宋慈一生从事司法刑狱。长期的专业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宋慈平反冤案无数，他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出自《洗冤集录》序），坚持「审之又审」，重视现场堪验，还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检妇人，无伤损处须看阴门，恐自此入刀于腹内」，如死者是富家女，把女尸抬到光明平稳处，「令众人见，以避嫌疑」。

人物去世

宋理宗亲自为其书写墓门，凭吊宋慈功绩卓著的一生。后来宋慈的墓地迁至福建建阳市崇雒乡昌茂村西北。刘克庄在墓志铭中称他：「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抚善良甚恩，临豪猾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闾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这一期间，宋慈在处理狱讼中，特别重视现场勘验。他对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加以综合、核定和提炼，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于逝世前两年（公元1247年）撰成并刊刻《洗冤集录》五卷。此书是其一生经验、思想的结晶，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它比意大利人佛图纳图·菲得利写成于公元1602年的同类著作要早350多年。

宋慈在《洗冤集录》的序言中，一开头就提出写作此书的动机与目的：“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典，直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又说：“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宋慈辑撰此书，是为了“洗冤泽物”、“起死回生”。因此，宋慈对于狱案，反复强调要“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之心”。他再三教诫

宋慈作品

审案人员“不可辟臭恶”，“须是躬亲诣尸首地头”。深入现场调查，“须是多方体访，切不可凭信一二人口说”。检验时“务要从实”，同时尚需了解被害人生前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要充分掌握真凭实据。在当“经制日坏”的南宋末年，宋慈的这种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洗冤集录》对于法医学有多方面的贡献，现扼要介绍部分内容于下。宋慈对于验尸的方法，曾总结了一整套比较合理的措施。《洗冤集录》对于毒理学也有许多贡献，书中记载了各种毒物中毒症状，指出服毒者“未死前须吐出恶物，或泻下黑血，谷道肿突或大肠穿出”；死后“口眼多开，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黯，口眼耳鼻间有血出。”书中附有许多切合实用的解毒方与急救法。

其他内容

《洗冤集录》还记载用滴血法作为直系亲属亲权的鉴定方法，即是将父母与子女的血液和在一起，视能否融合来鉴定有否亲属关系。或将子女的血液滴在骸骨上，如果是亲生的，则血入骨，非则否。这种方法实际效果并不确实，子女的血型虽受父母的影响，然并不都是相同的。但此法包含有血清检验法的萌芽，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思想。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洗冤集录》中也有一些迷信与错误的内容，我们如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杰作。

书籍相关

《洗冤集录》自13世纪问世以来，成为历代刑狱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前后沿用了六百多年。后世的著作基本上是以此书为蓝本加以订正、注释和增补，属于这类性质的书籍不下数十种之多。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国家律例馆曾组织人力修订《洗冤集录》，考证古书达数十种，定本为《律例馆校正洗冤录》，“钦颁”全国。

著作转译

后来，《洗冤集录》，流传到海外，1779年，法人将此书节译于巴黎的《中国历史艺术科学杂志》。1863年，荷兰人第吉烈氏（DE GRIJS）将此书译成荷兰文于巴达维亚出版。1908年，法人又从荷兰文转译成法文，德人又转译成德文。此外，《洗冤集录》还被译成朝、日、英、俄等国文字，可见此书在世界法医史上也赢得了一定的影响与地位。

著作影响

作者把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医药学应用于刑狱检验，并对先秦以来历代官府刑狱检验的实际经验，进行全面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因而此书一经问世就成为当时和后世刑狱官员的必备之书，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其权威性甚至超过封建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750多年来，此书先后被译成朝、日、法、英、荷、德、俄等多种文字。直到目前，许多国家仍在研究它。其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外医药学史、法医学史、科技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贯穿着“不听陈言只听天”的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至今仍然熠熠闪光，值得发扬光大。著成《洗冤集录》（一说《洗冤录》）一书，是第一本法医学著作，现在，《洗冤集录》是法医的必读之书。

证据的首要位置

宋慈像

南宋官府为探明案情真相，将证据摆在首要位置：“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人命之案，须查获凶器；凶手定罪，须查获尸体；尸体检验，须查验到致命伤，否则不易结案，便为疑案。“大辟之狱，自检验始。”在“慎刑”的指导思想下，以有无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准则，而犯罪事实又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作为根据，是所谓“旁求证左，或有伪也；直取证验，斯为实也”。宋慈在书中一再强调以查找证据为目的的检验勘查工作当慎之又慎，举一例视之。由于致命伤的检验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关涉甚重，宋慈强调检验中定要仔细勘验，“凡伤处多，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倘若是聚众斗殴，“如死人身上有两痕，皆可致命，此两痕若是一人下手，则无害；若是两人，则一人偿命，一人不偿命，须是两痕内，斟酌得最重者为致命。”然而，如果两个人同时刺杀、同时打击，要定哪个对致命伤负主要责任，就比较困难了。想到这一层，宋慈的考虑才算是完备。“牢狱用刑以求取口供”，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重视口供的采集。口供固然重要，但这种获得口供的非法手段早就被世人唾弃，更何况“证以人或容伪焉”，宋慈认为须“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且“告状者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这一方面是因为“证以物必得实焉”，另一方面是不能听从一面之词，以防其中有弊。不轻信口供在当时律法中亦有体现，即使罪犯招供，也要查出证据；反之，即使罪犯不招供，在物证确凿的情形下，亦可定罪判刑，一切须“据状断之”。时间不可能穿越到过去，案情不可能“情景再现”，故所谓的“真相”并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还原，但是检验勘察，事关人命，必须将事后检验之事充分做到位，使之不断接近百分之百的真实，还事实以真相。

重视为官者

良吏的重要性

如何将检验之事做得充分、到位呢？除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外，宋慈认为主要取决于为官者。“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这是当时统治阶级一直坚守的执政信念。他给今人的启示是：相对于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而言，司法的组织规则更重要。法官不良，再好的程序和实体法有什么用呢？法令是如何谨慎的呢？宋慈在书中提及诸多，此处挑选几点言之。

其一，差文官。由于武官“更历未深”，若再碰上“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将会使案件变得模糊不清、扑朔迷离，从而难以查究。“如边远小县”，实在缺文官，“复检官权差识字武官”。

其二，事必躬亲，不得专任吏胥。北宋时期太宗曾对宰相说：“颇闻台中鞫狱，御史多不躬亲，垂帘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无冤滥，岂可得也？”宋慈在《条令》中亦称“不亲临视”者，当“以违制论”。事必躬亲要求检验官必须仔细审察、判别、监督，以防发生误验、漏验之事及仵作、吏胥作弊等，而非仅仅在场遥遥相望，甚至“掩鼻而不屑”。“事必躬亲”就是司法亲历性的古代版本。

其三，“诸验复之类应差官者，差无亲嫌干之人”，这规定了为官者的回避制度。“大狱讼者，所以平曲直，雪冤枉也。若有财者胜，无财者负，有援者伸，无援者屈，豪强得志，贫弱衔冤，岂国家之福耶？愚愿士大夫司听断者，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鉴，天下何患不太平？此句反映宋慈的稳定思想，事事至公，则天下稳定。另外，律法规定官员三年一易，且不可在家乡任职，这对于防止司法活动中亲嫌、故旧、仇隙关系的干扰起到了很好的防范作用。宋慈反复强调检验案件，事关人命，“当是任者，切以究之”！他在书中写道，检验官在接到检验公文之后，为防止奸欺，切“不可接见在近官员、秀才、僧道”，因为这些官员、秀才、僧道等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上能通官府，下能聚集民众，一旦参与颠倒案情之事，将对探明案情真相极为不利。除了对尸、伤及现场进行认真仔细的勘验，检验官要重视对现场周围以及相关人员的调查和访问，只有把各方因素综合思量之后，方能获取正确而有效的证据，以使得自己的检验结果得到印证，探明案件真相。要成为一个合格、出色的检验官，宋慈认为至少要有两个绝招：一为尸、伤等检验的技术，二为综合素质的考量。且后者更为要紧。宋慈“博采近世所传诸书”，“会儿粹之，厘而正之”，加上多年实践经验，“增以己见”，终写成《洗冤集录》。他四任提点刑狱司，以身作则，慎重狱事，正如其所言，他真正做到了“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宋慈提出了一个合格法官的普世标准——洗冤泽物！　

宋慈墓

宋慈墓，坐落在福建省建阳市崇雒乡昌茂村旁。该墓为石砌穹隆形封土堆，坐西北朝东南，面积约1000平方米，该墓长年失修，被埋于荒丘野草之中。经宋大仁教授呼吁，1955年组织力量经多方寻找，终于得寻断碑："慈字惠父宋公之墓"，地点与道光《建阳县志》所载相符，1957年和1982年县政府拨款对墓地进行全面修整，拓宽墓道，建亭。中国法医学会学者、专家曾多次到此祭祀宋慈，并立碑为记，碑文曰：“业绩垂千古，洗冤传五洲”。 加筑围墙，植树绿化，现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慈

他于公元1249年三月七日，卒于广州，终年六十四岁。第二年七月十五日，安葬在福建建阳崇乐里。南宋理宗赵昀评价他是“分忧中外之臣”，特赠“朝议大夫”。宋理宗还亲自为其书写墓门。后来宋慈的墓地迁至福建建阳市崇雒乡昌茂村西北。刘克庄在墓志铭中称他：“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抚善良甚恩，临豪猾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闾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宋慈在处理狱讼中，特别重视现场勘验。他对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加以综合、核定和提炼，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完成了《洗冤集录》这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

理学背景

当时程朱理学盛行。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在位）时，程朱理学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不可争议的官方统治思想。其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被分别谥为“元公”、“纯公”、“正公”、“文公”，并从祀孔子庙，荣耀至极。可见此时理学影响之大。

求真精神

作为朱熹的同乡和后学，宋慈受过理学的系统教育和长期熏陶。少年时受业于同邑人、“考亭（朱熹居住地，亦是其号）高第”吴稚。入太学后，又为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所赏识，遂师事之。中进士后又多年为官。按照常情，这样的人一定具有浓厚的理学唯心主义。然而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唯物主义倾向。在其传世名著中非但没有空洞的理学唯心主义的说教，而且大力提倡求实求真精神。程朱理学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而人心之体又体现了理或天理，“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这就是说，心中什么理都有，无须外求。如按此行事，根本不要了解外界现实情况，只要苦思冥索就可以了。而宋慈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朱熹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格物穷理”之说，变成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不是向内心“穷理”，而是向实际求真。

态度认真

当时州县官府往往把人命关天的刑狱之事委之于没有实际经验的新入选的官员或武人，这些人易于受到欺蒙；加之其中有的人怕苦畏脏，又不对案情进行实地检验，或虽到案发地点，但“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因而难免判断失误，以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冤狱丛生。身为刑狱之官，宋慈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强烈反对。他在听讼理刑过程中，则以民命为重，实事求是。他说：“慈四叨臬寄（执法官），他无寸长，独于狱案，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这一表白，确是他多年为刑狱之官认真态度的写照。他尤为重视对案情的实际检验，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曲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意思是说，“大辟”即杀头是最重的刑罚，这种刑罚则是由犯罪事实决定的，而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检验才能认定，所以检验的结果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唯其如此，对待检验决不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必须认真负责，“务要从实”，一定要查出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贵在审之无失”。而要做到这一点，宋氏认为当检官员必须“亲临视”。无论案发于何处，也要“躬亲诣尸首地头”，“免致出脱重伤处”。否则，应以失职罪杖处之。即使案发于暑月，尸味难闻，臭不可近，当检官员也“须在专一，不可避臭恶”。宋氏不泥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之时，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是由于宋氏出身于朱门，不便像同时期的陈亮、叶适等思想家那样，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科学著作提倡求实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与陈、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

求实精神

宋氏的求实求真精神还表现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检验尸体，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仅从流传至今的《洗冤集录》一书来看，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全面，其精确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最精彩的内容。在《洗冤集录》中，有一些检验方法虽属于经验范畴，但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惊叹。如用明油伞检验尸骨伤痕，就是一例：“验尸并骨伤损处，痕迹未现，用糟（酒糟）、醋泼罨尸首，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迎日隔伞看，痕即现。若阴雨，以热炭隔照。此良法也”。“将红油伞遮尸骨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如此检验尸骨伤损，与现代用紫外线照射一样，都是运用光学原理。只是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地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新油绢伞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容易看出伤痕。再如书中论述的救缢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没有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拥罨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也与现代科学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者运用和记载这些方法，目的在于查出真正的死伤原因，无不体现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 品格总结

宋慈在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为官清廉，生活朴实，一生无其他嗜好，惟爱收藏异书名帖，喜金石刻。晚年更加谦虚谨慎，爱惜人才，虽是后生晚辈，凡有一技之长，皆提拔引荐。他年老有病在身，一切公务，犹亲自审察，一丝不苟，慎之又慎。他于淳九年（公元1249年）三月七日，卒于广州，终年六十四岁。第二年七月十五日，安葬在福建建阳崇乐里。南宋理宗赵昀评价他是“分忧中外之臣”，特赠“朝议大夫”。

年份	电视剧	扮演者
2005年	大宋提刑官	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