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1913年10月6日-1988年5月3日），江苏宜兴人，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现清华大学），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

1952年11月至1966年6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56年5月至1966年6月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期间还任中共北京市高校党委第一书记、教育部副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1977年后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职。

1988年5月3日在北京逝世。

中文名：蒋南翔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日期：1913年10月6日

逝世地：北京

出生地：江苏宜兴人

国籍：中国

籍贯：江苏宜兴

逝世日期：1988年5月3日

1913年10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他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爱国活动。

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

1933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参加我党领导的“社联”和“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作，主编《清华周刊》和《北方青年》等进步刊物，传播进步思想。

1935年，在著名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中，作为领导者之一的蒋南翔受上级党组织委派，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成为唤起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此后，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蒋南翔一直从事青年工作，站在我国青年运动的前列。

1936年3月，他到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了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是年秋，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抗战爆发后，他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曾协助刘少奇编党内刊物《斗争》。

1938年初，任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在武汉，他筹备和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并参加创立武汉青年救国团。

1939年初，任南方局青委书记，在大后方青年工作中，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政策，保存和发展了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

1941年2月，奉命撤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并以《解放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身份，写了不少关于青年工作的文章和调查报告。蒋南翔积极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对后期出现的抢救运动大胆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并向中央写出了《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抗战胜利后，他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先后任辽北分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哈尔滨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市教育局长、东北局青委书记、哈尔滨青干校校长、东北局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为东北根据地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青年骨干。在此期间曾先后到布拉格、华沙参加国际青年会议。

1949年1月到中央青委工作，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副主任，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建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12月，蒋南翔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1955年10月，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

1956年5月，蒋南翔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1959年底后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高教部部长、党委书记，仍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他努力贯彻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吸收国外先进经验，联系中国实际，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他重视最新科学技术的发展，陆续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原子能、自动控制等多种新兴学科；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他爱护和关怀青年学生，也从政治上和生活上爱护和关心教职工，亲自做一些著名老教授入党的培养和发展工作。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探索和呕心沥血的工作，丰富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影响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对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教育理论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蒋南翔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市科委主任，他倡议建立了南开中学“周恩来纪念馆”，并积极建议尽快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

1978年，他作为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担任全国科学大会秘书长，为制订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大会的召开，作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受邓小平委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行调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系统建议，由邓小平亲自批交有关部门贯彻执行。

1979年重任教育部长后，蒋南翔领导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努力恢复和发展遭到“文革”极度破坏的教育事业。

1982年8月，蒋南翔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根据中央对党校工作的指示、遵照中央领导的意见和建议，他协助王震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校工作。他根据党的十二大对党的干部进行正规化培训的方针，系统地提出了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不仅对中央党校，也对全国各级地方党校的改革和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使党校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选举产生以胡耀邦为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蒋南翔任委员。

1988年5月3日，在北京逝世。

蒋南翔是在中国即将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来到清华大学的，学校面临由政治运动转入以教学改革为中心的新时期。他强调学校工作要服从全国的大局，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蒋南翔在办学中始终坚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注意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一到学校他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学校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他十分重视对师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兼任哲学教研组主任，亲自给教师和学生讲授哲学课。他经常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帮助大家正确地认识复杂的形势。教师、学生通过报告不仅了解了形势，也学习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

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是20世纪50年代一段时期内全国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它对于学校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蒋南翔也看到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发生了相当普遍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及时地发表文章，指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科学技术，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对于学校苏联专家提出的办学意见，他也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有的接受，有的没有采纳。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始终坚持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

蒋南翔十分重视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从建国初期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两种人会师”的主张。即帮助掌握较多业务知识的老教师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帮助年青的党团员教师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使两种人都成为又红又专的教师。他的这一设想，经过几年的努力，清华大学形成了一支学术水平好、思想觉悟高的师资队伍。他们是坚持学校社会主义方向、提高培养人才质量的基本力量。吸收老教师入党，是他最先开创的一件事。1955年他亲自介绍刘仙洲教授入党，他为此专门写了文章《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反响。此后，张光斗、张维、梁思成等教授一批批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清华大学学术水平越高的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高，他们为青年教师和学生树立了又红又专的榜样。

蒋南翔在工作中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1958年党中央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清华一些系结合生产实际进行毕业设计。水利系的毕业生在教师指导下，结合建设密云水库进行毕业设计，取得良好效果。他及时肯定和总结这个先进典型，用学生的生动语言，提出了“真刀真枪”进行毕业设计，改变了毕业设计作假拟的题目，使学生在设计过程中受到生产实际的锻炼。与此同时，他提出学校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生产，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总结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积累的经验，同时也要纠正五十年代后期高等教育领域中工作的一些偏差，在党中央领导下，由邓小平总书记主持，蒋南翔负责组织起草《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

蒋南翔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总是强调要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他经常引用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说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他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林彪一伙提倡学习毛主席语录，“一句顶一万句”。他主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着重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他在学生中讲：“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搞形式主义。毛主席著作是马列主义科学，是革命的理论，不是白莲教的符咒……”

20世纪60年代初期，社会上一度“唯成分论”影响很大，对此，他在学生中反复讲：“唯成分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搞唯成分论，在革命的历史上也好，在学校里也好，都吃了亏。”招生工作中，他注意招收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也招收非工农子女入学。强调家庭出身不能选择，政治上的前途可以选择，调动了各部分同学的积极性，形成相互团结、共同进步的局面。他强调学校工作要努力团结百分之百的教师和学生，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针对当时一部分干部对待知识分子要求过高过急的情况，他提出要“各按步伐，共同前进”，给大家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他在学校工作中，从实际出发，科学地对待学校的历史。他在60年代初期提出对学校的过去和现在要用“三阶段、两点论”的态度，所谓“三阶段”，就是对清华解放前、解放后学习苏联和1958年以后走自己的路作为三个阶段；“两点论”，就是对每个阶段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一分为二，有优点、有缺点。他认为清华在解放前严谨治学的传统是应当发扬的，在当时，能够提出继承解放前的好传统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的。这个观点对于学校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是重要的指导思想。至今，学校领导班子换了几届，都能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既保持学校的优良传统，又按照新的情况不断改革创新，使学校工作稳步前进。

在办学的指导思想上，他十分注意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他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为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努力》的发言，他说：“在高等教育中，提高质量比发展数量更困难，可是更重要。”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造成“我们长时间不能依靠本国培养的专家来独立解决工业建设中的重要关键问题。”他重视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实验、实习和设计等实践环节。一度有的同志又走到另一极端，主张教学过程也要按照“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忽视理论的倾向。他认为教学是认识的特殊形式，不可能事事都经过直接实践，可以是“理论—实践—理论”的过程。

在他带领下，学校里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良好校风。各级干部和教师制订工作计划、贯彻上级指示，都注意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这种工作作风也熏陶感染了学生，培养学生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使他们毕业以后走上工作岗位，终生受益不尽。

蒋南翔在学校工作中坚持又红又专，他用生动的语言讲解红专关系：“好比走路，首先要确定方向，要去天安门，要经常注意方向对不对，这就是红；而大量的时间是走路，要走得好、走得快，也就是专。”教育同学们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

他既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又注意学生的个性发挥，实行因材施教。他十分重视在学习上有特长、业务上拔尖的人才，当时学校在全校万余名学生中选拔一批这样的学生，单独制订教学计划，配备导师进行学习指导，期望他们将来能够成为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这就是他心目中的业务代表队。他提出在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一批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党员担任政治辅导员，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对于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有较高思想水平、较强工作能力的人才，这就是政治代表队。他关心学生中有文艺、体育特长的人才，采取措施发挥他们的特长，同时引导他们学习好、思想好，做到全面发展，这就是文艺体育代表队。他注意发挥每个学生的专长，因材施教，殊途同归，做到全体学生都能全面成长。

清华大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学生，数以万计，他们活跃在祖国的各条战线，成为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企业家以及党政各级领导干部，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社会的好评。学校能够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一个是由于生源好，各地中学和家长把优秀的中学生送到学校；一个是学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培养具有爱国奉献精神的又红又专人才；一个是学校注意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使他们毕业以后，不论从事业务工作或管理工作，都有正确的思想作风；再一个是蒋南翔校长提倡学生在校期间多做一些社会工作，他说：一个人在20岁左右的时候，做一些社会工作，终身受用不尽。这些是清华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团结同志共同工作，受到领导和群众信任的重要原因。

蒋南翔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他培养的学生至今仍然活跃在祖国建设的各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他在清华大学工作时期建立的新技术学科、培养的师资队伍和校园的物质条件至今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在学校工作期间倡导的优良校风、学风和工作作风始终是学校的宝贵财富；他在学校和高等教育领域创立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永远是指导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

《蒋南翔文集》

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他是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党委委员。他起草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个宣言以及北平市学联的一些重要文件，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发生过重要影响，为唤起全国爱国学生奋起抗日救亡作出了很大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蒋南翔还主持起草了“高教六十条”等学校规章，得到党中央的肯定，也受到各地高校的欢迎，起到了当时高等教育基本法规的作用。

蒋南翔在清华大学长达13年半，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创造性地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实行以教学为中心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使学校成为教育与科研两个中心。他重视最新科学技术的发展，率先在清华创建了原子能、自动控制等一批新技术专业与学科，促进了中国新技术的发展。他重视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首创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他注重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与因材施教，注意体育锻炼，提出"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的口号，促进了德智体全面发展。他重视教职工队伍建设，提出"要争取团结百分之百的教师"和"各按步伐，共同前进"的主张，他呕心沥血，为清华培养了一支新老结合、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和"双肩挑"的干部队伍。他提出著名的"三阶段、两点论"，继承和发扬了清华大学各时期的优良传统和优良学风。在这一时期，清华大学的规模和水平有很大发展和提高。教职工由1200余人增到5300多人；在校本科生超过万人规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获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他的教育思想，丰富了中国教育理论宝库。

他提出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教育；充实加强小学、整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为整顿恢复教育秩序、推进教育改革、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5年他向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和教育部提出要在清华、北大举办原子能科学技术等一批高技术专业，并率团到苏联考察。此后，从1956年到1958年，清华大学陆续创办了一批高技术系科，如原子能、计算机、自动控制等。结合这些系科，一些应用理科专业也重新创办起来。这些专业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1958年党中央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清华水利系结合建设密云水库进行毕业设计，蒋南翔及时肯定和总结这个先进典型，并提出了“真刀真枪”进行毕业设计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思想。

政治辅导员制度，则是蒋南翔又红又专人才培养理念的具体实践。1953年，蒋南翔倡导建立的“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在清华园里诞生了。所谓双肩挑，就是一肩挑学生政治思想工作，一肩挑业务学习。这种“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已顺利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项制度体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及其给清华学生、清华大学以及整个国家带来的益处。

吸收老教师入党，也是蒋南翔最先开创的。1955年他亲自介绍刘仙洲教授入党，并为此发表《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一文，在知识界和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张光斗、张子高、张维、梁思成等30多位知名教师陆续入党，成为“又红又专”的典范。经过几年的努力，清华大学形成了一支新老结合、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和“双肩挑”的干部队伍。

蒋南翔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他认为，作为改造社会有力手段的教育，从根本上说，它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它所培养的一代又一代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服务。早在1956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我们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帮助学生解决为谁服务，用什么本领服务和怎样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认为，又红又专是我们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简明概括，通俗易懂，在实践中行之有效。他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引导和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成才之路。

蒋南翔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队伍建设。他在清华大学首创了政治辅导员制度，从高年级学生中抽调政治思想好、学习好的党员半脱产担任政治辅导员，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既解决了充实政治工作队伍加强学生工作的问题，又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培养了一批比一般大学生有更高素质的又红又专的“双肩挑”干部。他还亲自兼任哲学教研组主任，亲自为学生上哲学课。

“三支代表队，殊途同归”是南翔同志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成功经验。南翔同志在清华大学提出“培养学生要抓好三支代表队(政治、业务、文艺和体育)，通过多种渠道殊途同归，向着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目标前进”的重要教育思想。在清华大学学生中形成了由政治辅导员组成的思想政治工作代表队；由学校实施因材施教给予特殊培养的、学习优秀的业务拔尖学生组成的攀登科学高峰的代表队；由文艺、体育有特长的优秀学生通过建立“两个集体”实行集中管理的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南翔同志强调，“三支代表队”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对某一方面特长的培养与优势的充分发挥。抓好“三支代表队”，不仅要培养各方面有特长的优秀人才，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代表队”的榜样和影响，通过提高促进普及，对学生潜移默化，熏陶感染，带动全体学生形成良好的学风和校风，做到“殊途同归、全面发展”。

蒋南翔还非常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他认为办大学必须有一批“大师”；而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必须有一批又红又专的大师。他提出要在教师中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促使“两种人会师”，即一方面帮助非党教授、副教授提高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吸收其中一些符合党员标准的人入党，另一方面要求和帮助中青年党员教师努力钻研业务，提高学术水平，成为新一代专家、教授，从而使新老知识分子能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会师。

蒋南翔同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家办教育的典范，他致力于党领导的青年运动，投身高等教育办学实践，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推动教育、科技等战线拨乱反正、改革发展，推进党校教育正规化建设，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一生，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

纪念蒋南翔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5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座谈会并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