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编辑

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出生于日本横滨，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硕士研究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梁思永于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硕士毕业归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先后主持和参加重要发掘有：新石器时代的昂昂溪遗址、城子崖遗址和两城镇遗址、安阳殷墟和侯家庄商王陵区、以及后冈遗址等项。1930年发表英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他的单篇论文汇编为《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梁思永（1904年—1954年），著名考古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其父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国学大师梁启超。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1948年与其兄梁思成（建筑学家）同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此时尚未成立学部，尚未产生学部委员即院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先后负责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候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工作，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学习经历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却是在日本度过的，1913年随家人回国，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班。在清华期间，梁思永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并与兄长梁思成积极参加文娱社会活动。1923年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永在哈佛经受了完全现代的考古训练。与传统学者注重文字考释不同，这里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物理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把地下的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曾在美国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他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审查员。他参加西阴村陶片的整理研究工作，后写成他的一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成为第一个受到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1928年9月梁思永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初涉考古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协和医院病逝，当时梁思永仍在美读书。12月，梁思永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此文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梁思永在这篇文章中将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为南西伯利亚群、华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及有待解决的间题，认为没有必要照搬西欧的考古方式，如果东亚有新的文化顺序，也不足为奇。他的预言后来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他将其分为中国和蒙古的北方群、印度支那的南方群和日本与朝鲜的外围群，并指出它们的特征与有待解决的问题。梁思永在文中着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间题，一个是叠压地层的问题，第二是分区研究的必要性。前者在后来研究后冈遗址时用于揭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顺序，后者应用于分区研究龙山文化。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考古研究工作者对以上研究方法的最早的论述。也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大范围内进行对比研究的第一篇论著。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梁思永在《昂昂溪史前遗址》这篇报告中详细报导了发掘经过，阐明了其文化的基本面貌，他在对细石器的概念的分类标准方面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另外，他在昂昂溪所得的材料是数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几乎唯一的墓葬材料。

然后转道通辽进入热河调查新石器时代遗址。前后38天，行程千里以上，采集到大量的陶片和石器。这是国内学者最初接触以细石器为代表的遗址，并且首次进行了科学发掘，在断代上树立了重要的标尺。同时还对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的概念和分类标准有所创新，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原计划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由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梁思永只好中断了在东北的考古工作。

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

主掘安阳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梁思永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工作。在殷墟第四次考古中，作为最早的受过系统科学考古训练的梁思永，带来了最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梁思永在殷墟第四次考古中，主持了后冈遗址的发掘工作。在正式发掘工作开始的前两天，梁思永与吴金鼎到后冈进行最后一次调查，确立了挖掘方案：即从后冈最高处起，向东西南北挖掘出纵横交叉的两道沟。这一方案的确定，使得此次发掘可以尽可能全面地探视全冈遗址的大概内容。

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16日至5月12日，梁思永、吴金鼎、尹达对后冈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由于受当地局势的影响，挖掘工作被迫停止。随着殷墟的第五次发掘，同年11月10日至12月4日，对后冈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两次发掘共开探坑45个，面积共601平方米。秋，梁思永参加山东历城（今济南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工作，接着又回到后冈继续春季的未了工作。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初至12月底，第十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36座。3月15日至6月15日，第十一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400多座，获得不少殉葬品。同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中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9月5日至12月16日，第十二次发掘掘墓百余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至12月，第十四次发掘在小屯村得字甲2片和一些铜器、玉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这时已经患上严重肺结核的梁思永，拖着病体，对侯家庄的发掘记录作了初步整理工作，并完成了发掘报告的初稿。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田野考古

30年代初是梁思永学术事业的巅峰时期。现代考古学注重田野发掘，有的人称“锄头考古学”。1930年，梁思永回国后即受聘于史语所考古组，随即投入于繁忙的田野考古工作。

发掘昂昂溪遗址

梁思永首次田野考古是调查发掘黑龙江的昂昂溪史前遗址。1930年8月他得知中东铁路俄籍雇员路卡徐金在昂昂溪附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于9月19日从北平出发，与助手王文林一起前往调查发掘昂昂溪遗址。此前，日本学者对东北进行过考古活动，但限于辽东半岛及松花江以南地区。梁思永此行是考古学者首次进入黑龙江地区。昂昂溪位于东北平原北部的中心。他们挖掘的沙冈离江边七八公里，离昂昂溪火车站约六公里。这里水草丰富，土层潮湿，未曾开垦耕种。他们一共挖掘了4个沙冈，在黑沙层发掘到陶片约200块，在第三沙冈挖掘到一座墓葬，获骨器10多件，从地面采集石器100多件，陶器一个，加上路卡徐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昂昂溪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1930年10月初，梁思永一行由于天气渐冷踏上归途。后经细致研究，撰写了5万字的论文《昂昂溪史前遗址》。

回来途中，梁思永发掘热情不减，到热河进行调查，在热河境内行程500公里，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此行目的是试图在广泛调查之后，在热河境内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9.18”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这个地区的考古工作只好中断。

发掘殷墟

1931年，梁思永与史语所同仁李济、董作宾、吴金鼎、刘耀等进行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这是史语组的第四次殷墟发掘。梁思永在殷墟发现了一片甲骨，这是首次在小屯以外发现甲骨。更为重要的是，梁思永从后冈的发掘中找到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具体的层位关系，进而确认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肯定了位于黄河中下游这三种文化的时代顺序。写下《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

这年11月7日至12月19日，梁思永参加了李济主持的第五次殷墟发掘。他们在小屯村中及村北地掘得有字甲骨381片，发现殷人居住的圆穴洞和储藏食物的地窖，甲骨文字散见其中。证明“甲骨原在地显系堆积而非漂移”，从而纠正了第一至第三次发掘所假定的“殷墟为洪水湮没说”。

经历了李济主持的两次殷墟发掘之后，梁思永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先后主持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此前安阳殷墟发掘主要在小屯村及后冈，1934年第九次发掘时得知安阳候家庄亦有甲骨，挖掘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候家庄。1934年初至12月底第十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36座。1934年3月15日至6月15日，第十一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400多座，获得不少殉葬品。1935年9月5日至12月16日，第十二次发掘掘墓百余座。1936年9月至12月，第十四次发掘在小屯村得字甲2片和一些铜器、玉器。

发掘龙山遗址

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是由吴金鼎发现的，而凸显龙山文化重要性的则是梁思永。第一次发掘持续了一个月，城子崖遗址的丰富内涵远未被揭示。1931年，梁思永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其目的明确：“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做试验；第二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想探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址更早的东方文化。”（《城子崖序》）

梁思永不仅参加了遗址的发掘过程，还负责整理编写发掘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黑陶文化遗址》一书于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梁思永除亲自撰写其中几章外，还负责全部稿件的审阅和修改。

为进一步了解龙山文化，1936年夏，梁思永主持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附近的瓦屋村、大孤堆遗址。1937年4月，参观了浙江杭县良渚遗址的发掘。他在实践基础上推出了关于龙山文化的精辟见解，撰写《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简明扼要叙述龙山文化的面貌，分析其特征，预见到龙山文化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类型，并探讨了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联系。这是迄今为止介绍龙山文化最精辟的一篇论文。

抗战期间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史语所由北平静心斋迁至上海曹家渡、小方柳堂、南京的北极阁，后再迁湖南长沙城东边圣经学校，不久由长沙撤退到昆明。梁思永暂代史语所所务，领着史语所同仁，带着妻女颠沛流离。

在昆明的三年，史语所对大理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加强了对古代南诏文化的研究。梁思永由于1932年患烈性肋膜炎落下病根，身体每况愈下，未能参加野外考古。但他并未停止工作，他夜以继日整理候家庄的考古资料，草拟发掘报道。1939年参加了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发表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被迫迁往四川宜宾李庄。旅途劳累造成身体巨大消耗，梁思永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被迫卧床休养。

整个抗战期间，梁思永的主要学术成绩是撰写了《河南安阳候家庄西北冈殷墟墓地发掘报告》初稿和《西北冈器物研究记录》。两种著述都未能在他生前发表，后被史语所转运到台湾。

病仍忧学

抗战胜利以后，梁思永在重庆施行手术截去了几根肋骨，使有病的左肺萎缩下来，然后到北京休养，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梁思永与其兄梁思成（建筑学家）同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北京解放，梁思永放弃七八年来的蛰居休养生活，毅然出来为人民的考古事业服务。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以虚弱的身体积极主持所里的常务工作，如制订长远规划、指导田野和室内研究，并热心扶掖后进。

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梁思永心脏病发作，经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主要成就

编辑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收入梁思永七篇论述：《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昂昂溪史前遗址》、《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以及尹达的《悼念梁思永先生》，夏鼐的《梁思永先生传略》和三篇编者后记。对梁思永的业绩、魄力和其经历的那种时代里学术思考所受到的影响和局限，以及在具体问题上所表现的某些观点或论断也做了分析批判。

文集目录

1.学习经历

2.田野考古事业

2.1发掘昂昂溪遗址

2.2发掘殷墟

2.3发掘龙山遗址

3.抗战期间奔向大后方

4.为新中国培养专家

5.成就与贡献

5.1树立科学的考古学方法

5.2树立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典范

5.3培养大批考古专业人才

5.4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

6.主要作品

7.家庭

8.参考书目

人才培养

梁思永

1948年，当选中研院首届院士，与其兄梁思成同属人文组。1949年北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思永结束八年养病生活，继续为考古事业服务。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不能从事田野考古，却是有力的学术带头人。他筹划着考古所的田野发掘，指导室内研究，制定计划。

同时，为了培养新中国的考古力量，梁思永积极支持由文化部、中科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北京大学成立历史系考古专业他也积极支持，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0年9月，梁思永病重，经四个月休养病情减轻但仍头痛失眠，心悸气短。1954年2月23日再次入院检查，但他的左肺完全失去生理功能，并有严重的心脏病，经医治无效，于4月2日逝世，年仅50岁。

成就贡献

考古学方法

作为第一位走出国门，接受西方考古学正规训练的学者，梁思永引进传播了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又使之切合中国国情与文化传统。考古学方法基石之一的类型学就是由他阐释和实践的。他在精细分类的基础上，将西阴村的遗物与国内外其他史前文化比较，从而认识西阴村陶片蕴含的文化特征，认识到新石器时代后半期，远东存在两大基本陶器型式，即中国北方的无彩陶与西阴、仰韶的彩陶。

此外，他还认为要了解古人如何制作器物，最好能从现在的民间手工艺技术入手。为此，他在北京曾调查过工匠制作玉器的技术，并收集工具标本。在昆明期间，他从民族学、人类学方面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作了调查，从对陶器制造的研究到对农业灌溉系统和青铜器工业的考察，而这种观察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安阳发掘中收集的考古资料的理解。梁思永的这些做法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考古学的某些理论不谋而合。如引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实验分析的方法等，可以说是新考古学一派的先驱。

工作典范

1930年，梁思永富有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昂昂溪遗址发掘工作中。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事先，梁思永对东北、蒙古带的史前考古已有清楚的认识。到达之后，他调查分析了这里的地理人文环境。他考察的4个沙冈，挖掘的8个坑都经过了选择，其大小、深度、土层、出土遗物等都有详细记录。这次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奠定了田野考古的基础。

在殷墟发掘中，梁思永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使田野发掘进入注重文化层的新境界。“文化层”的观念导致了现代考古学的深刻变化和巨大进步。梁思永也因此理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的关系，纠正了当时一些学者的错误认识。通过龙山文化和后冈三叠层的大量田野考古资料，驳斥了西方一些学者的论据，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的论断。使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跨入世界先进水平，为后来田野考古工作树立了光辉典范。

培养人才

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像已故的夏鼐、尹达、郭宏均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的熏陶和培养。

为培养考古专业的人才，梁思永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的训练班。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的设置，实习的选点都做认真的建设和安排。他还特别关注一些青年考古工作者的报告编写问题。他在病床上，用铅笔在便条上所完成的《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是为辅导青年考古工作者编写考古报告所列的提纲。它们对考古报告的编写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使许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浅。

艰苦奋斗精神

1930年9月28日至10月6日，梁思永在昂昂溪进行考古发掘时条件极其艰苦。每天要徒步往返驻地与遗址之间，而秋冬之交的昂昂溪天气特别寒冷。梁思永及其助手每天去考古工地时，都必须脱掉鞋，把裤腿卷到大腿根处，光着脚淌着冰凉的积水，才能到达遗址。

1931年春，梁思永便去参加小屯与后冈的发掘。秋天参加历城第二次发掘，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辛苦和劳累，1932年春，梁思永患病倒下。1934年病情刚一好就奔赴安阳西北冈殷墟发掘工地。

抗战爆发后，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梁思永坚持考古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以病弱的身体为我国考古事业努力工作。

梁思永这种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与病魔斗争的忘我工作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

考古理论

考古地层学

后冈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在它的下层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残片，中层发现龙山文化的黑陶残片，上层则为小屯文化的堆积。依据地层学上的证据，梁思永认识到，多层堆积的遗址中，大多数年代较晚的地层由于人的生活和活动，往往将早期遗存混入本地层来，因此，除了最早的堆积是单纯的外，后来的堆积一般都带有早期的遗物。梁思永采用从早期到晚期按地层或单位的整理方法，从掌握的年代最早的遗存的面貌入手，自早至晚逐步清除混入晚期堆积的早期遗物，从而得以认清各个时期堆积层的本来面貌。通过这种方式，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揭示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关系，确定了龙山文化早于殷商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建立了考古地层学的典范。

这项考古学上极为重要的发现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对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一再鼓吹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特别是对瑞典的安特生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所散布的：“而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又复有希望以实事证明之”的谬论是一个有力的驳斥。尹达在《悼念梁思永先生》一文中指出：“1931年的春天和秋天，思永先生主持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发掘工作，在这里找到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从这样显明的堆积现象上，确定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最少也应当说，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有了它，才把猜不破的谜底戮穿了。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

从第四次殷墟挖掘开始，由于梁思永等专业考古人员的加入，工作方法日趋完备，发掘范围不断扩大，并一改过去偏重遗物的发现而集中精力于殷墟遗址的发现研究。这样，殷墟发掘不仅有许多重要发现，同时更为重要的解决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地层关系。尹达指出：“由于他（梁思永）的参加，才把殷墟的考古发掘提高到应有的科学水平，才把殷墟发掘工作中存在的混乱局面澄清”。

梁思永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参加了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工作。在田野发掘中，根据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发现了城子崖遗址上下两个文化层即灰陶文化层和黑陶文化层。

田野发掘报告编写

梁思永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主持的对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即对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独力发现的一支新石器遗址，又由自己发掘并整理后编成中国第一本大型的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梁思永始终参与其事，主编该书并撰写了部分章节。这部报告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迅速成长，也为后来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例。

《后冈发掘小记》是梁思永对后冈遗址发掘工作的一个总结，也可以看成是后冈遗址的发掘简报，大致可分为概况、地层介绍、遗迹和遗物四个部分。《后冈发掘小记》中实际上是分成五个部分写的。一、介绍遗址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发现经过及发掘前的准备工作。二、两次发掘的情况，包括起止时间、参加人员、发掘时的一些具体情况。三、按地层堆积逐一介绍各层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及在遗址中的分布范围，再根据各时代文化层的分布，推测当时人居住地点的变化及相关的地理形势，如文中根据三个时期地层的分布，得出结论“后冈堆积的遗存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移动。这移动大概与逗河的活动所引起的后冈三角洲向东北方向的伸展有相联的关系。”四、介绍白灰面、长方坑、夯土、石堆等几种遗迹，并对其形成、用途进行了合理的推测。五、按层别介绍所出土的具有明显特点的文化遗物如陶器、石器、骨器等，并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

不论是《城子崖》还是《后冈发掘小记》，都具备了作为发掘报告或简报的基本体例，开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编写发掘报告或简报的先河。

文物类型学分析

在准确地认识每期遗物基本文化面貌的基础上，对每期内的各种文化遗物进行类型学分析，也是整理考古资料的基本方法。梁思永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对后冈、城子崖遗址中每期文化遗物进行了分类研究。从《城子崖》发掘报告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对石制品的分类研究是这样进行的“石类器物……就其形式及功用，我们把所掘得的石器共分十类……。”这十类有砺、磨、锤、斧、锌、凿、铲、刀、矢、杂器。然后每类有的再分数种，如砺类，“本类是磨制他种工具所用的工具。……就其表面之形式，分为两种一，平面式，……二、凹面式……”。在对遗物如石器进行描述之后，又分析了其选材及制作方法，这样，便基本上完成了对某类遗物较为全面的认识，此正为正确认识古代文化面貌之基础，也是考古学资料整理的主要目的之一。

古文化区系类型

梁思永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写成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被人称为迄今为止研究龙山文化的最精辟的论著。随着几处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梁思永虽然也认为这些遗存存在着年代的差异，但他指出，从这些遗存收集的遗物，尤其是陶片，显示出不可忽视的确定的地区差异。他将当时认识的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并指出豫东和安徽寿县一带的遗址的文化面貌也与上述三个地区有区别。他还认为，豫北区是殷文化的直接前驱。

个人生活

编辑

父母

父亲：梁启超

母亲：王桂荃

兄弟

大哥：梁思成（1901-1972年），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三弟：梁思忠（1907-1932年），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

四弟：梁思达（1912-2001年），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五弟：梁思礼（1924-2016年），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妻子

妻子：李福曼，民国二十年（1931年）结婚。

子女

女儿：梁柏有

梁思永

梁思永是梁启超次子，是其二夫人王桂荃所生。梁启超对他用心培养，积极为他的学术事业开辟道路。李济、袁复礼发掘西阴村遗址时，梁启超就多次函告梁思永和李济，支持梁思永回国参加发掘工作，但因为路途遥远未能参加。1927年4月，瑞典学者斯温·哈丁与国内学者合作赴西藏、新疆等地考古，梁启超打算让梁思永自费加入考古队，但因哈丁等人走得太早未能参加。

梁思永妻子李福曼是梁启超正房夫人李蕙仙的侄女，生于1907年。当梁思永就读于清华之时，李福曼便已住进梁家，与梁思永可谓青梅竹马。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李福曼也从燕京大学毕业，二人结为夫妇。不久女儿梁柏有出生。1932年以后，梁思永病魔缠身，李福曼伺候床前，几年如一日。

轶事典故

编辑

梁启超勤于治学，对子女的学问大事亦是十分关心，时时处处留心，以为他们寻找并争取可供实践的机会。比如当他得知瑞典著名学者要组织一个团体前往新疆考古，他便立刻想到了正在美国学习考古的梁思永，他认为如果梁思永能够加入考古队锻炼，对他将来的学问研究必会十分有益。于是，他便连去了几封信，告诉梁思永这一消息，但是因为梁思永还未放假，且期间考古队的行程方案又有了一些变化，梁思永赶上大部队的可能性很小，最终也没成行。作为父亲的梁启超，为了儿子实践学习，不愿意放过任何机会的良苦用心，令人感动。

人物评价

编辑

李济：“梁思永先生，中国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全部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夏鼐：“梁先生确是野外考古的头等人才，不仅工作技术方面是头等，更重要的是那种负责的精神，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遗漏细节。小屯殷墟发掘工作的头几年，参加的人都是没有受过正式的田野考古训练的。大家都在暗中摸索，想由尝试和错误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梁先生参加工作后，才加以整顿，面目一新。他费大力来改进田野考古技术，拟定各种记录表格，组织室内整理工作，训练年轻人员，使一切都渐入正轨。”

张忠培：“梁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位‘巨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梁柏有：父亲还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宝贵财富就是敢于创新。父亲不走前人走过的路，在工作中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考古工作中。在发掘昂昂溪遗址时，他事先对东北带的史前考古已有清楚的认识。到达这里之后，他调查分析了这里的地理人文环境，考察的4个沙冈、挖掘的8个坑都经过了选择，其大小、深度、土层、出土遗物等都有详细记录，这次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奠定了田野考古的基础，而现在考古发掘工作仍然延续着这个方法。父亲无愧于成为那个时代杰出的科学工作者。他对事业的执着、热爱以及敢于创新的意识，对于现在年轻一代人来说依然是应该继承下来的财富。

张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洪河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当年梁思永先生发现的“昂昂溪文化”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成为东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参照标尺。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梁思永）对中国田野考古走上科学的轨道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物纪念

编辑

2010年10月，由黑龙江省文化厅、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纪念梁思永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大会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举行。

展览

2018年6月，由广州博物馆、市博物馆、昂昂溪遗址博物馆主办的“筚路蓝缕探索求真——梁思永先生与昂昂溪文化展览”开幕式在广州博物馆举行。展览共展出国家级珍贵文物206件，其中包括梁思永生前使用过的生活物品和考古物品，昂昂溪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

书籍

2013年开始，梁柏有以80多岁的高龄，开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凡与梁思永有关的文献、资料、照片通通收纳其中。《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全书25万字，插图200幅，包括梁思永各个时期的工作与生活留影、学习笔记、考古标本、往来信函等，在以女儿的口吻追述其生平事迹的同时，亦收录多位国内考古界知名人士的回忆文章，以及梁氏家族成员的怀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