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是中国诸子百家中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自化、应物变化。

东汉末年道教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春秋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中华哲学、文学、科技、艺术、音乐、养生、宗教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文名：道家

代表人物：黄帝、老子、列子、庄子、鬼谷子

道家类别：老庄之学、黄老之学、杨朱之学

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自化、应物变化

类别：哲学派别

时期：先秦以前(后演变为宗教)

代表作品：太公、老子、列子、庄子、管子

老子

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泰古二皇，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标志这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从此成为古往今来治国治家的至尊宝术。以黄帝、伊尹、太公、辛甲、鬻子、老子、文子、列子、庄子、管子、鹖冠子等等为主要代表，主张“无为、璞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等等。尤其重要的是，道家虽有经典著作，可思想并不圈囿（quānyòu）于著作之中。道家思想的形成是以总结、发展、著典籍为主要路径，每一次思想的跳跃都经历了极其长时间的众人积累，这也再一次的凸显了道家的生命力。道家人物既可入世建功；亦可功成弗居（功成身退），在历史长河中每当灾世来临之时，道家人物以一身浩然道气挑战灾难乱源，诛邪卫道，拨乱反正，也因此激荡出众多脍炙人口的传奇篇章。

鹖冠子也在教育庞煖之时，将一位道家学者的基本修行方向罗列了出来，他称之为九道，分别是“「一曰道德，二曰阴阳，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艺，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处兵。」”缺一不可，只能多不可以少，能成为道家的人必须是全面的人才。

道因应无方，惟变所适。史公司马谈在《论六家旨要》所论。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因时为业”、“时变是守”。故太史公突出强调‘变’。这得益于道家所具有的职业优势和深厚的知识背景。道家出自史官，在古代，史官的职责主要为观察星象、制定历法、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档案，掌管着华夏部落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所有官方所拥有的珍贵典籍，故其为通晓当时一切知识部门的伟大学者。

《史记》中《论六家要旨》：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汉书·艺文志》：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

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以道为世界最后的本原，故名为道家。创始人老子。其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关尹、庄子、彭蒙、田骈等，主要著作除了《老子》、《庄子》外，还有《黄帝内经》、《文子》、《列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以柔弱因循为道的作用，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因为对道和无为的理解不同，所以内部又划分为不同派别，不同的学派之间思想重心也不同，或偏于治国，或偏于治身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每篇每个学派各不相同各，都其独特的风格与特点。

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论体系，与《易传》所提出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类。老子认为是三（三才）生万物；孔子认为是阴阳、四象（老阴老阳、少阴少阳）生万物。

《读子卮言》中《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

“上古三代之世，学在官而不在民，草野之民莫由登大雅之堂。唯老子世为史官，得以掌数千年学库之管钥，而司其启闭。故老子一出，遂尽泄天地之秘藏，集古今之大成。学者宗之，天下风靡。道家之学遂普及于民间。道家之徒既众，遂分途而趋。各得其师之一遄。演而为九家之学。而九流之名以兴焉”。

《先秦学术概论》：

“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于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

1、起源：《汉书·艺文志》曾记载，道家书籍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等，暗示道家思想与伏羲、女娲、神农、黄帝、伊尹、许由、巢父、伊尹、姜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等人的治世思想有关。另外，与儒家文化起源于周文化不同，道家学者多出自宋、楚、秦、齐等国，暗示道家思想与夏朝、殷商文化密切相关。

2、成型：春秋末年，以老子《道德经》的问世为标志，道家思想已经完全成型。

3、兴盛：老子以后，战国时期，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六大派，除了老庄学派外，杨朱学派、黄老学派、彭蒙田骈慎到派、老子学派和宋尹学派都曾兴盛一时，其中以黄老派最盛。其时，黄老思想不但成为田齐的治国思想，并通过百家争鸣对诸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楚国和吕不韦统治时期的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4、挫折：秦国统一中国之前，吕不韦组织人员编撰《吕氏春秋》，此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显然，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后不久焚书坑儒，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

5、辉煌：汉朝建立后，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在反思秦统治思想的基础上，开始选择道家作为治国思想，并造就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阚泽记载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汉武帝尊六经之前。

6、压制：汉武帝执政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崇尚儒术”，道家的发展暂时受到压制。

7、复活：魏晋南北朝时期，谈玄之风兴起，道家思想重新复活，不过这一次的重点不是黄老，而是对老庄的重新阐释，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魏晋玄学。此后老庄成为道家正统，一直延续至今。

8、潜藏：魏晋南北朝后，虽然道家思想屡次成为大乱之后治国的急救包，也是士大夫失意之后的精神寄托，但它绝大多数只能在哲学科技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直到唐宋时期道家又发展至鼎盛，故学者言唐之佛教思想、宋之佛儒思想均处“伟大时期”，但其间道家实力却压倒二教。到了元朝道家变为缘化状态。另外，道家思想曾和佛教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且道家对儒家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

9、复兴：晚清，随着西方的冲击，儒家统治秩序受到强烈冲击，再加上道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等观念多有相合之处，故道家思想再次复兴。1991年，董光壁先生首先精炼提出了当代新道家的概念，并得到陈鼓应等人热烈响应，此后有唯道论、道商、天道自由主义、自化论等新的理论出现，其中像道商这样的理论还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应用和推广。

《道德经》、《道家易》、《太一生水》、《文子》、《庄子》、 《列子》、 《六韬》 、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经》、《道原经》)、《物则有形图》、《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易传》、《击壤歌》、《金人铭》、《巾几铭》、(《语丛四》说之道）、《鬻子》、《鬼谷子》、《恒先》、《彭祖》、《三德》、《用曰》、《伊尹书》、《太公》、《辛甲》、《周训》、《凡物流形》、《尹文子》、《慎子》、《素书》、《孙子兵法》、《守白论》、《鹖冠子》、《尸子》、《行气玉佩铭》、《关尹子》、《子华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管子》 、《老子指归》、《老子河上公章句》、《衡论》、《世说新语》、《苻子》、《无君论》、《刘子》、《元次山集》、《王无功文集》、《唐玄宗文集》、《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化书》、《玄真子》 、《无能子》、《伯牙琴》、《逍遥咏二百首》、《须溪先生全集》、《易龙图序》、《东坡易传》、《道家佚书辑本十七种》、《郁离子》、《庄元臣文集》、《傅山全书》、《老藏（《老子集成》）》、《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道藏》等等。

然而道家典籍浩如烟海，除上述所列主要典籍外，还有众多经典著作，留有华夏文化热爱复兴者去翻看学习。

注：各《道家典籍注疏》是解释道家经典的权威教参。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道家思想主要表现在这些注疏中。

道家思想作为一个复杂的学说,自上古至今，已历数千余年,中间自然会经过许多发展的阶段,出现许多不同的名称,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它的较早时期,按地域与时间则有郑道家、晋道家、秦道家、楚道家、齐道家、战国道家、先秦道家、原始道家等种种称谓。按方向则有北方道家与南方道家。从战国末至秦汉是一大阶段,当时人称“刑 ( 形 ) 名法术之学”或“黄老道德之术”。到魏晋又是一大阶段,史称“玄风”、“玄学”。各阶段之道家虽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但又都带有自己的特点。道家思想，“皆仰取诸象于天，俯查诸度于地。”效仿天地而为，行为方式则是“为无之事，行不言之教”。“与时迁变，应物变化”。后因侧重点不同，而分化为不同派别，形成了多种派别。仅据《汉书．艺文志》载班固所推崇的史官道家流，就有37家，共993篇。然多经秦火，汉火，衣冠南渡亡佚。道家现存学派：

老庄之学

老庄派为老学、庄学的合称。以自然为本，天性为尊，法天心而无心弗志而为，以清静而使人退欲消妄，以己之虚无澄他人之妄心而为。主张清虚自守，齐物而侍。以致“不为物累逍遥天下。”因其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园。在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老子》“无为”思想为主旨的“黄老”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但时过境迁，儒学独尊后，道家沦为在野之学。道家社会角色的变化使《庄子》的政治异端思想抬头，并和《老子》的自然观宇宙论结合，形成“老庄”思想。从此，以老庄为主流思想的道家以异端的姿态，从天道观、人生观和政治论诸方面向经学提出挑战，并给东汉一代的政治和魏晋的思想界以深刻的影响。老庄学对社会政治异化及文化偏向的批判精神普遍存在于历代异端学者的思想言行之中，被他们引为同调，并成为他们批判不合理现实的精神武器。如晋代鲍敬言的无君论；明代李贽的童心说，何心隐的育欲说，汤显祖的至情论；清代唐甄的破祟论，袁牧的性灵论等等，皆得力于老庄学精神。老庄学内部有异端派、玄学派、重玄学派等。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王弼、郭象、嵇康、阮籍、张湛、韩伯、鲍敬言、陶渊明、成玄英、王玄览、李荣、王绩、吴筠、唐玄宗、元结、无能子、陆龟蒙、苏轼、陈景元、邓牧、刘辰翁、刘基、庄元臣、傅山等。代表作：《老子》、《庄子》、《嵇康文集》、《阮籍文集》、《世说新语》、《无君论》、《元次山集》、《王无功文集》、《唐玄宗文集》、《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伯牙琴》、《郁离子》、《庄元臣文集》、《傅山全书》、《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等等。

黄老之学

黄老派主张身国同治，以两相自然为本，事因之而循之，物因之而动之，法天地之使万物自然，甚至不得不然而为，以无为谓之使物我自然，以使物我共逍遥，善于行不言之教，使人自化。形成一种“大音希声”般的“仁”，故看似无所作为，实则无所不为。

主张“不贵治人贵治己”，因俗简礼，与时迁变，除衍存简，休养生息，成了历次大乱后政府的治世急救包，同时也与中国古代盛世关系密切。代表人物为黄帝、姜子牙、老子、文子、列子、范蠡、管子、田骈、宋钘、尹文、鹖冠子、屈原、吕不韦、刘安、严遵、王充、刘昼、吕端等等。代表作：《太公》、《老子》、《文子》、《列子》、《黄帝四经》、《黄帝内经》、《慎子》、《鹖冠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刘子》等等。

杨朱之学

杨朱派则主张全生避害、为我贵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不与物往以不染物性，无为以两不相累，两不相扰。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代表人物杨朱、告子、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公孙龙等。春秋战国后，因不容于世，后湮灭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盘继承。代表作：著作多亡佚。大体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道教之学

道家弟子张道陵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结合黄老方术，成立了道教组织。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根本经典，将“道”和“德”“太上老子”作为最高的信仰，在古代由于道家强大的影响力如果不分开道家与道教，佛教无法撼动道教，所以佛教徒释道安等等极力分开道家与道教的混用。早期道教之所以可以把道家和道教这两个词混用并借助道家影响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得益于天师道。而近来某些道教徒为了抬高元始天尊地位否定黄帝、老子、张道陵三祖的地位，竟然认为道教源自三祖说法是与学者谈论的时候的方便法。实质如佛教《辨正论》、《清净法行经》一般也。道教学派以张道陵、王重阳等为代表，代表作：《道藏》。

新道家

新道家，主要指的是当代新道家，它是董光壁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在他的文章中，新道家指的是那些受道家思想启发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后来，陈鼓应、胡孚琛、孔令宏、许抗生、张京华、宫哲兵等人把新道家的概念进行拓展，把它定义为一切从事道家道教研究的专家学者；凡是认同道，继承道家传统，在新条件下建立新体系并使之得到运用的人，都可称为新道家。还有民间人士认为，凡是愿意按自己的天性生活，也不反对别人按自己的天性生活的现代人，都是新道家。代表人物金岳霖、陈鼓应、胡孚琛、许抗生、孔令宏、张京华等人，代表作：《道家的人文精神》、《论道》、《当代新道家》、《道家文化研究》等等

除了上述著名道家学者外，还有姜尚、许由、巢父、黄石公、曹参、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汲黯、王充、王导、谢安、李世民、李隆基、李白、李泌、严复、杨增新、颜廷利等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也服膺道家思想或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历来也被视为道家人物。

注：两千多年来，人们往往把“老庄”“道教”和“道家”混为一谈。其实，“老庄”和“道家”并非一回事。人们所称的“老庄之学”，本是指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但由于“道家”在战国就已开始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分支和思想倾向，而到战国中后期、秦汉以后更趋复杂，所以，不能简单、机械地把“道家”与“老庄”“道教”混为一谈。道家是整个道家众多庞杂流派的统称概念。老庄、道教只是道家众多学派之一。万不可说道教就是道家。

道家认为只有老百姓认可的平等才幸福，人们想要没有徭役租赋负担，“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的社会（以上引文均见《诘鲍篇》）。道家破除了古代人民幸福是君吏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他的无君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独树一帜，对于后世的反君主专制主义思潮有重要影响。

儒家认为平等是来自于人性，人性是善良的那么人类社会也应该是善良的，既被证成的平等；而道家认为过去平等已经有很好的发展成果，那么在现有的平等认知基础上现在以及未来社会应该发展的更好才是，但是儒家礼教阶层阻碍了人类发展并成为窃国诸侯剥削百姓的大旗，所以要非仁绝礼消解各种意识形态，得到一个人类都满意的社会，既被承认的平等。面对西、东周之际礼崩乐坏的政局人心，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汲汲皇皇，为恢复周礼而奔波 ； 而以庄、老为代表的道家，冷刺热讽， 乃至有否定旧社会吃人文明之偏激。一者意图恢复，以立为主； 一者不破不立。在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伪诈与腐朽每每如影随形，庄、老之流崇真黜伪，表现出异端主义的倾向。萧萐父便视道家为异端者 。即对既成秩序的否定批判以及变革 。 每当末世苍凉 ，实诚且有良心的知识者，往往皆会表现老庄的倾向，这是反对统治者赖以维系其统治的思想文化系统。不过 ，由于统治者所赖以维系之思想文化系统，亦为礼教维系精神之所在，故反礼教教义的同时，也要付出必要的代价，那就是知识者本人通过行为艺术无力改变扭转于现实的失落和愤懑，以致身心憔悴 。“杨朱泣歧路”，“ 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王勃《滕王阁序》)， 焚琴煮鹤，玉石俱焚，留下一幅幅心胆俱碎的文化惨景。不仅如此还要受到像葛洪一样的礼教卫道者的肢解与非毁以及著作像杨朱著作、元初毁藏一样的结果。无为、不争，是老子对君王的告诫，不与民争利。现代说到道家就是清心静气、自然无为的印象或中医养生，这是因为自宋代以后，道家被理学改造成心灵鸡汤。

若是说儒家的中枢是仁的话，那么道家的中枢便是自然。依道家来看，儒的倡导虽好，却只能靠严以律已刻意做到，一有不慎，则内以伤身，外以乱人。宋朝时，儒生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便可看出。而道以自然为本，以人天生之欲而推之，更加贴近于人的生活。再配以虚无为体，柔弱为刚，执一以为，齐物为心，则可以做到二厢自然，智愚相宜，强弱相合，以致物我两忘，这是一种木音希声般的仁，故对于儒的“温检恭良让”的人德，道家更注重如何做到自然，故有“虚无、齐物、守一、柔弱、纯粹素朴”五德。完成五德之后，自然而然做到儒提倡的“仁”和“义”。

人之所好，不过有、得、是、居上、乐。而道家不载于此，以自然而为，仅得大有，大得，大是，大乐。“人皆知持物之乐而不知不持物之乐。”正是说明了道家追求自然的目的。而自然的极致，则似婴儿，无识无是，不受物性。可谓之自然之至。能做到这个境界，道家叫做至人。

道家是否消极，历代以来众说纷纭，而如今较大的误解主要有三处

（1）认为道家求于无用，居于下垢，消极避世。

翻开《老子》《庄子》书中随处可见守弱、无用、居下之词。然而，道家之意却并不求于此，正如一个人面对其上司时低眉顺眼说是谦礼与面对其下属时低眉顺眼说是谦礼的不同一般，道家更注重的是功成与弗居，生而不有的不为物累的超然状态，而不是用这些去甚求于委身保命，载于生，懒的人的借口。此外还常有人认为道家避世，却也并非如此，“道存则隐，道废则现。”这句话一直出现在诸多道家典籍中，而真正避世的，是那些以道家为外壳不敢面对现实的“类道人”而已

（2）认为道家听任自然，无为便是无所作为。

道家常见的“无为”两字表达的意思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循道而作，法天地而为。其实无为正是有为的极致，让人变得淳朴自然，不做恶事，让人自化且自得富足，看似自己本应得到这一切，即民皆曰“我自然”，且道家并非听任自然，万事听天由命，而是自然而为，自然而生，不染物性，不为物累。

（3）认为道家过于玄幻

道家并不是阴阳家，如今假借道家名言所谓的阴阳生变，五行相生的，多是挂羊头卖狗肉，本意只为了赚钱。而凡是真正有所建树的，不会如此。

况且道家追求的是纯粹素朴，追求的只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了算阴阳，赚钱财，求得一时的快乐。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道家与法家的关系主要是黄老派与法家的关系，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道的规律性，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道家思想有继承和改造。而他们重点阐述的所谓法术势，都是黄老道家首先提出来的。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许多人认为，黄老道家和法家一样都是“人君南面之术”。但是，黄老道家坚持“道本清静、以道生法”的原则，和法家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外，黄老道家主张兼采百家，这也是新起的汉朝要用黄老思想拨乱反正恢复经济的重要原因。

儒家

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两翼，道家和儒家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有互相学习的一面，也有互相对立的一面。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请教过老子，黄老道家和儒家也曾互相影响。但是，当时儒道之争已见端倪，孟子对杨朱、庄子对儒家，荀况对庄子，都有过强烈的批评。到了西汉时期，儒道之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司马迁曾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汉武帝执政后，儒家成了胜利者，而道家被压制，直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道家重新复活，儒道之争也重新开始，不过这一阶段主张儒道调和的观点更为流行。魏晋之后，因为纯用儒家会带来王莽式的灾难，所以以后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内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内施黄老”。在许多朝代立国初期，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互为表里，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宋明时期，许多学者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而儒家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形成过程中，也曾受到道家思想强烈影响。到了清代，诸子学兴起，许多儒家学者精研道家，成为儒道会通人士，这为以后道家复兴打下了基础。

名墨两家

道家和名家、墨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传说老子的弟子——文子曾问学于墨子，《墨经》中也包含有老子的思想片段，庄子曾说墨子为古之道术者。也有学者认为墨家是道家思想的极端化。同时名墨两家的思想也对道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首先，庄子的学术思想就是在与名家代表人物——惠施（也许还包括公孙龙）的长期论战中形成的，而主张兼容并包的黄老道家更是积极吸取名墨两家有价值的思想，黄老道家著作《管子》、《恒先》、《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的名墨思想。道家学者宋钘、尹文因为大量采纳名墨思想，前者被人当成了墨家，后者则被人当成了名家。至于后来魏晋玄学的兴起，也与名家“辨名析理”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名墨两家中绝后，它们的一些观点和著作也有赖道家道教的保存，才能让我们一窥究竟。

兵家

李泽厚先生说：“《老子》确有多处直接讲兵。有些话好象就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其实，不仅是《老子》，道家的其他著作如《黄帝四经》、《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兵家思想，甚至有些句子和兵家著作一模一样。另外，道家学者鹖冠子还曾为赵将庞煖之师，庞煖曾多次向他请教，并领兵打败燕国，《汉书·艺文志》也曾把许多道家著作列入兵家，又把许多兵家著作列入道家，这些都说明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并曾经相互影响。不过道家论兵，是其“经身理国”的副产品，与兵家单纯关注军事大有不同。

杂家

因为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当成杂家，但事实上，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思想，无一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反映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而已。反映在文本上，就是不断出现精、精神、一、应、因、虚、静、时变、无形、无为等概念，和《晏子春秋》等纯粹的杂家有所不同。所以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

佛教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是通过附会道家哲学来宣扬教义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0”①魏晋玄学后期，老庄哲学受到玄学家乃至佛教僧人的推崇，直接影响到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趋势。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僧肇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理论家，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每以庄老为心要”，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后以老庄哲学发展般若中观学说，创造了第一个中国化佛教哲学体系。后来的佛教又结合道家等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形成了天台宗、华宗、禅宗等中国式的佛教派别，尤其是禅宗，它结合了道家“任自然”的理念，曾在唐宋年间风靡一时，至今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影响。

自由主义

第一个发现道家和自由主义关系的是晚清学者严复，他反复强调：“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后来，许多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也开始推崇道家思想，并把道家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和包雅士曾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1966年9月在东京演讲时，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曾引用《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另外，有些西方学者（如《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迈克、英国哲学家JJ·克拉克等）还认为，道家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直接源头。他们认为近代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并对亚当·斯密产生了直接影响。而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则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低流之水”的市场机制。

基督教

和一般的西方民众相比，基督教接触道家文化很早，《道德经》最早就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去的。不过一开始，传教士们对道家文化基本上是排斥的，20世纪以后，随着认识的深入以及华人基督教徒的增加，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改变。今天的基督徒，一般对道家文化持有两种态度：

一是对道家思想全盘否定，这主要是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

二是以林语堂、袁步佳、尤利乌斯·格里尔等人为代表，认为基督教和道家思想可以并行不悖，无须把两者视作两极对立的生活方式来评价，所以他们致力于基督教和道家思想的沟通和融合；

道教

“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关键原因是它们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

第一，道家与道教是一家学派发展的不同阶段，而非两家各不相关的学派。虽然道教吸收和兼容了儒家、民间巫术等各种传统思想以及佛教思想，但道家思想还是道教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没有道家思想作为基础，道教充其量就是一种民间信仰，不可能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其次，道教的信仰和崇拜对象，除了民间固有的神灵之外，许多是“道家”理念和人物的神化（如太上老君等）；第三，如果道家在汉朝儒道之争后没有演变为道教，没有信仰的力量，道家可能像墨家、名家等学派一样，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中；第四、如佛教初传时期附会黄老一样，道教以道家思想为旗帜，吸引仰慕老庄的慕道者，导致大量崇尚道家的文人入道，魏晋之后没有不当道士的道家了。许多道教人士对道家理论的传承和创新有过卓越的贡献，如成玄英的重玄学说、陈抟的太极图等。所以将道家和道教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道家和道教虽然存在多方面的联系，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首先，道家是先秦时期创立的思想流派，而道教是两汉逐渐形成（道教神学一派认为源自太上老君；一派认为是源自元始天尊）。

其次，道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崇尚大道，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主要从事的是学术活动和其他政治文化活动，奉《道德经》、《庄子》、《黄帝四经》等为经典。而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将道家人物神化以提高其知名度，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其主要典籍是《道藏》。

第三、道家重视不言之教，没有严格的组织和师承关系，但道教却非常讲究师承关系，有教徒与组织，其主要派别的传承是大致清楚的。

第四、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虽然提倡兼容百家，但都是以道家为主，融会贯通而成，而在道教那里，更多的却是“以丹为主解道”、“以儒为主解道”甚至“以佛为主解道”，传统民间信仰的意味很浓。

第五、道家分为老庄派、黄老派和杨朱派，除了老庄派有一些隐世思想外，黄老派和杨朱派都是积极用世的，但道教受到佛教影响，极力宣扬出世思想。因此，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元始天尊徒孙，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

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的《圣训》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后，已与儒释道文化发生了“相互融汇”的现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刘智等皆精通儒释道三教经书，他们大量运用“道”、“太极”、“两仪”、“玄机”、“虚灵”、“清”、“真”等道家理念阐述伊斯兰教教义，《天方性理》等著作以“真”作为伊斯兰教文化的支点，创“真一、数一、体一”之“三一说”，而伊斯兰教中的苏菲派，从理论到修炼更是与道家道教思想暗合。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些苏菲教团，如嘎地林耶的修行生活和体验中，苏菲大师或门宦教主们还吸收了许多道教和佛教坐静、默思、练气、静修甚至苦行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有“清真道士”或“清真和尚”之称。对于此种现象，日本已故学者井筒俊彦还进行过深入的比较研究。

1、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道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家黄老派的理论和实践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兼采百家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从道家治国的实践来看，不管是齐威王治下的齐国还是吕不韦执政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如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等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另外道家老庄派和杨朱派对中国传统政治也有影响，他们代表着政治上的隐逸和出世倾向；使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政治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旷达态度。同时，老庄派桃花源的理想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2、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影响。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支柱之一，曾以黄老道家的形式在先秦和西汉初期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后世有人用道法家称呼黄老道家。儒家独尊后，中国法律制度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格局，但道家思想所倡导的法之原则与精神，还是间接隐性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道家以普遍的自然理性为准则，主张道法自然缘道生法，不但说明了法律合法性的来源，划分了无道之法和有道之法的界限，还为道家治世铺平了道路。并且对儒家法天和春秋决狱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也对单纯的依法治国是一个警示。其次， 道家提倡“无为”和“自然”，认为民间有自发形成自我约束规范的能力，并且认为这种以民情和天道为基础形成的自然规范，远比统治者煞费苦心设计的法律要明智得多。所以提倡因俗而治的法律原则。这一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所吸纳，成为一项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原则。所以后世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民间的细作（如田土、婚姻等）均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最后，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宽刑简政，所以崇尚“简、平”的法律审美观。这一审美意趣也影响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审美倾向，最终上升到“法贵精当”、“宽严适中”等法律的实质美学，成为制定法律所遵循的基本审美原则，也成为衡量一个朝代法度优劣的标志。

3、对传统军事思想的影响。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在致力于治身治国的同时，也对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战争给予了高度关注。所以《老子》、《黄帝四经》、《鹖冠子》、《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中均包括大量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反战论；第二，不得已而战；第三，以奇用兵；第四，柔弱胜刚强。另外黄老道家普遍还有出“义兵”（即正义军队）的思想，而这些观点和思想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有很大影响，以至于后世许多人将《老子》、《鹖冠子》当兵书看待，同时将张良、诸葛亮、刘基等具有相当军事谋略的人当成了道家。

4、对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中国的传统科学范式，始终在追求事物内在的道，而在道的追求中形成以道为核心，以天地人关系为主线，以自然为原则，以道、元气、阴阳、有无、自化等为基本概念的有机科学思想体系。这种科学思想体系与以逻辑分析为核心的西方机械科学思想体系截然不同，却与现代自组织化理论、复杂科学体系有许多相似之处。并对如何认识大自然、如何防止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危害至今还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而在这种有机的科学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道家思想的影响最为突出，道家道教不仅严格区分了普通知识与技术知识的区别，还通过道进乎技”、“顺应自然”、“以道驭术”、“悟性思维”等思想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技术发展，同时还通过稷下道家、吕氏学派、淮南学派、道教组织等道家道教“科学共同体”对中国古代科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道家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道家思想和这种有机科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一方面抑制了名家墨家思想中蕴含的以逻辑分析为核心的机械科学思想的发展，让古代中国的科学理论水平远不如古希腊，并让中国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却使中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技术大国和技术强国。都江堰、长城、苏州园林、丝绸、瓷器、风箱乃至钻井等等，至今风采依旧，向人们述说着中国古代技术的辉煌。

5、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老庄派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超过了诸子百家，也超越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这种影响如此之大，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许多近现代文学艺术大家，如鲁迅、郭沫若、胡适、周作人、林语堂、废名、施蛰存、沈从文、汪曾祺、范曾、阿城、韩少功、阎连科、高行健等，都曾受过道家深刻的影响，其作品中也有浓厚的道家意味，以至于有人将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看作是“庄子的凯旋”。综合来看，道家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审美观上，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所以追求自然美就成为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来雕饰”；体现在绘画艺术上，就是水墨画简淡含蓄形神兼备的风格；体现在建筑艺术上，就是私家园林“虽由人做，宛自天开”的意境；体现在音乐艺术上，就是古琴“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同时道家主张无为自化，得意忘言，所以也使文艺形成了虚实相生的审美追求。如建筑的亭台楼阁：“江山无限境，都聚一亭中”、“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皆尽虚实之妙；诗中绝句“无字处皆其意”，追求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白之美；中国画也是多在一幅空虚的背景上“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无画处皆成妙境”；书法上同样讲究“潜虚半腹”，“笔不周而意已周”。同时，由于道家思想与盛世关系密切，所以有助于增加文学艺术的豪气，而在衰世中道家思想是文人的治疗创伤的精神支柱，所以又造就了文学艺术旷达放逸的艺术风格。另外，道家主张高下相随正反相倚，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结构。如楷书的“逆锋落笔”：“将欲顺之，必故逆之；将欲落之，必故起之”；中国建筑，尤其是园林，总爱追求一种欲显先抑，欲直而曲，欲放先收的曲折反复之效果，小说戏曲的故事进程也多是如此：先是由合到分，然后中间经过无数的曲折，最后又由分到合，以大团圆作为结局。

中华文化之根

6、其他影响。道家对中医、传统养生学、中华武术、茶道等也有巨大影响，自古以来就有“医道相通”的说法。这种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黄老道家的典籍——《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后来的中医学和养生学则在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易经》和道教的诸多思想，以调阴阳，和气血、保精神为原则，以望闻问切为诊断手段，以运用调神、导引吐纳、四时调摄、风水环境、道乐书画，茶养、食养、药养、节欲、辟谷、食气等多种方法。来调和阴阳、疏通气血、培补精气、锻炼筋骨，颐养脏腑，调理肌肤。达到身心和谐健康的目的。　至于中华武术，在形成的过程中也曾深受道家的影响，国际功夫大师李小龙，就曾在他的毕业论文中讨论过道家思想与中华武术的紧密关系。具体来说，道家思想对中华武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在认识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哲学思想关于宇宙本源的“道论”、“气论”及“天人合一”的观点来解释武术的本质。在方法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物极必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师法自然”等思想，作为武术技击思想的指导原则，并追求一种“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李小龙语）的境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太极拳，它刚柔相济、虚实相应、动静相宜、开合有度、圆活顺达，可以说与道家思想达到了高度契合的地步。

对东亚的影响

公元2世纪至10世纪，越南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所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对普通人来说，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们的处世方法；对文人来说，年轻得志时学习孔孟，遇到乱世或未得到重视时就隐居起来研究老庄，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越南历代统治者也多按照老子“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来治国安邦。但到了近代，这种影响力却日益下降，不值得一提。与此相反，由于韩国古代统治者长期崇儒贬道，所以道家的影响乏善可陈，但到了20世纪，道家对韩国的影响力逐渐加强，不但研究道家思想的韩国学者层出不穷，而且道家思想开始对韩国社会产生实质上的影响。长期研究道家思想的学者金溶沃，2001年在韩国教育电视台连续做了56次的长篇演讲，以老庄思想阐释韩国当代社会问题，引起极大的轰动，被称为“金容沃之风”。韩国外交家官潘基文201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时，也曾引用老子的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表达自己的工作理念。

比起越南和韩国，道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要大得多，道家思想在日本长期传播和沈淀，已经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著名学者福永光司甚至认为：“国学（指日本本国文化，非儒学）和老庄哲学具有共通性。”有资料表明，早在6世纪中叶，老庄思想就和汉译的佛教经典一起传入日本。7世纪中叶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的“17条宪法”，就包括一些道家思想的成分。江户时代道家思想开始在日本普及，不但产生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的注释及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的通俗读物。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如本居宣长、安藤昌益等人，已经将道家思想溶于自已理论体系之中，并以道家为理论依据，展开了对儒家及其传统社会的批判。同时，随着町人经济的崛起，海保青陵和石田梅岩等人充分吸收道家思想，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这为兰学和其他西方思想的引进打下了基础，维新变法以后，日本学者又大量借用道家术语翻译西方著作，同时道家思想还成为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夏目漱石、汤川秀树、川端康成等学者思想灵感的来源之一，1935年，日本学者冈田茂吉还借鉴道家思想，提出了风靡全球的自然农法。如今的日本，对道家思想的热情不减，许多日本学者对道家思想有精深的研究，日本企业家也把《道德经》作为必备读物，并充分借鉴道家上善若水的思想，创立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柔性管理学说，而号称日本当代“老子”的加岛祥造先生在2007年出版的《不求人》中，用亲切的语言，叙说自己对道家思想的亲身感受，首发两个月，各大书店纷纷脱销，竟然成为同类专著的佼佼者。

对西方的影响

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出版的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的译本问世。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在Google网站上，检索到的Taoism（天道思想）比“naturallaw”（自然法）条目还要多。在美国最大的购物网站亚马逊的图书搜索一栏，输入Dao、Tao、Taoist等这些与“道”有关的英文单词，竟然会得到近8万个的搜索结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英文著作。从物理学之道、科学之道，到艺术之道、两性之道、瑜伽之道，甚至还有儿童读物。“可见道家的思想元素开始融入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之中。”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分析说。美国如此，其他西方国家也不例外，据德国电视台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老子还是德国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国人”，每四个德国人家里就藏有一本《道德经》。一位叫马克的德国人说：“这是中国的经典，也是我们的经典。”，“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因为迷恋老子思想，以至于德国媒体将其专机命名为“空中老子”。就连冰岛，也出版了两种版本的《道德经》译本。

当然，西方人迷恋道家思想，也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爱。如冯·布兰切勒的《老子〈道德经〉：美德之道》一书说老子如同基督教的上帝，具有博爱与宽容的精神；德国人萨冯·施特劳的《老子》注释本则按照严密的德国唯心主义的逻辑体系重构五千言的结构图式；另有德国学者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模型来解读《老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从《老子》的“当其无，有有之用”抽绎出建筑学上的空间与砖瓦匠同等重要的原则；美国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也指出西方近代物理学与《老子》的东方神秘主义有着相似性。著名科学史家、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热爱道家，自号“十宿道人”。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摇滚乐队披头士将《道德经》四十七章改编成歌曲《The Inner Light》。

哈佛知名讲师泰勒用《道德经》诠释“幸福学”。此外，还有《老子》中的“雌”、“母”的隐喻，也引起了西方女权运动者的兴趣，练气功或柔道的人、传统医学的从业者、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从《老子》寻找经营理念的商人以及要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宣称从《老子》那里找到了精神养料与灵感源泉。A．N．怀特海是环境哲学的先驱之一，也是对东方智慧豁然贯通的先驱者之一,其著作里面就含蕴有中国哲学里极其美妙的天道观念”。甚至连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用他那“对恶不抵抗”的学说来诠释《老子》的无为思想，把老子当成自己的同调；而前苏联的杨兴顺则认为《老子》的“无”不是“无物”而是“无有”，即穷人、无产者，他把《老子》说成是革命宣言。许多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老子和天道思想十分推崇，认为道家思想是人类自由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总统里根曾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来阐明自己的执政理念。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对道家思想情有独钟，《道德经》不但是他处理国内事务时的重要参考，而且他还建议国际社会遵老子教诲应对199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而纪伯伦、奥克塔维奥·帕斯等文学巨匠则从《庄子》中汲取文学灵感和素养，同时《庄子》对梭罗等人的公民不服从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道家思想在西方的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代英国汉学家和哲学家克拉克的《西方人的道——道家思想的西方化》一书将此归结为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三个变化：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但要从传统宗教教条式信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透过克服身心二元论达到一种身心完整的生活；需要从更广的范围看待当代各种思想潮流。其次，道家的道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所以能给人多方面的启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老子》的精神特质系反对文明的异化，它的自然无为、去伪存真、知足不争和贵柔守雌等理念，在文明高度发展因而其负面问题愈发显现的西方社会，自然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

考古发现的道家文献

郭店楚墓出土的《道德经》（竹简本）

1900年，敦煌遗书出土，其中包括道家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老子》和《庄子》（残卷）以及《鶡冠子》。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六韬》，其中包含很浓的黄老道家的味道，或许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太公》的一部分。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本，《老子》乙本，《老子》甲本卷后古书《九主》《老子》乙本卷前古书《黄帝四经》等。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竹简《六韬》和《文子》残篇。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竹简《庄子》书中《则阳》、《外物》、《让王》等残篇。

1987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庄子》中的《盗跖》残篇。

1988年 湖南省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管子·霸形》。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楚墓出土《老子》甲、乙、丙以及道家文献《太一生水》、《语丛四》（《说之道》）。

北大竹简本《老子》

1994年，一批战国楚竹书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随即被上海博物馆购

回，后被人称为上博简，里面包括《恒先》、《彭祖》、《三德》、《凡物流形》、《用曰》等许多道家佚书，其中以《恒先》最著名，它用词古奥，哲理深刻，堪称《道德经》的姊妹篇。

2009年初，北京大学收藏一批从海外抢救回归的珍贵西汉竹书，总数达33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是全本《老子》与《周训》，其《老子》残缺部分仅占全书篇幅的1%，几乎堪称“完璧”。而《周驯》的篇发现将“还原先秦道家原初面目”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文献

定县出土的西汉竹书《太公》

《伊尹》五十一篇。

班固注：“汤相。”

《太公》二百三七十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班固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颜师古注：“父读曰甫也。”

《辛甲》二十九篇。

班固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

《鬻子》守山阁丛书本

班固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颜师古注：“鬻音弋六反。”

《管子》八十六篇。

班固注：“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颜师古注：“筦读与管同。”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

班固注：“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

《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

班固注：“述老子学。”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管子》

《老子徐氏经说》六篇。

班固注：“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刘向《说老子》四篇。

《文字》九篇。

班固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蜎子》十三篇。

班固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 颜师古注：“蜎，姓也，音一元反。”

《关尹子》九篇。

定县出土的《文子》残简

班固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庄子》五十二篇。

班固注：“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

班固注：“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长卢子》九篇。

班固注：“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

班固注：“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

《庄子》残简

《田子》二十五篇。

班固注：“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颜师古注：“骈音步田反。”

《老莱子》十六篇。

班固注：“楚人，与孔子同时。”

《黔娄子》四篇。

班固注：“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颜师古注：“黔音其炎反。下音胡稼反。”

《宫孙子》二篇。

颜师古注：“宫孙，姓也，不知名。”

《鹖冠子》一篇。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鶡冠子》

班固注：“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 颜师古注：“以鹖鸟羽为冠。”

《周训》十四篇。

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人间小书，其言俗薄。”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

班固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

班固注：“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班固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孙子》十六篇。

班固注：“六国时。”

《捷子》二篇。

班固注：“齐人，武帝时说。”

《曹羽》二篇。

班固注：“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

《郎中婴齐》十二篇。

班固注：“武帝时。” 颜师古注：“刘向云故待诏，不知其姓，数从游观，名能为文。”

上博简《恒先》（战国）

《臣君子》二篇。

班固注：“蜀人。”

《郑长者》一篇。

班固注：“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 颜师古注：“《别录》云郑人，不知姓名。”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

班固注：“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司马迁指的是黄老道家，而班固这里指的是以老庄等道家为中心而略有后世神仙家的色彩的思想和实践性指南）